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公社调集四五百民工，在冷家庄东山坡热火朝天地修大寨田。党委书记任总指挥，我丈夫董学贵任副总指挥，党委书记因工作忙经常不在工地，丈夫靠上工作，一干就是两个多月。他每天定时召开各村带队人会议，了解情况，部署任务,通过大喇叭传达着每天的工作安排。工地上生活艰苦，没菜吃，我炒上咸菜，托人捎去。丈夫坐在黄土地上吃着黑乎乎的馒头，打开咸菜罐就想起了我上班还支撑着家，甚是挂念。他常常趁晚上民工们都睡了，悄悄回家看看我和孩子，挑下两担水，再抓紧返回工地。这大概就是事业中不可缺少的眷恋吧。

县委为了检查工作，组织公社干部坐着敞口大卡车围着各公社工地观看，跑遍了全县的山区和半山区，丈夫十天半月不洗澡，看上去就像名副其实的民工。经过苦战，冷家庄东山变了样，丈夫围着东山转了一遍又一遍，心里十分高兴。工作结束不久，他感到心慌、气短、出虚汗、浑身乏力，冠心病发作，住进了医院。

1985年，丈夫在检察院工作。一天傍晚，他骑着自行车经过吴家村胡同附近时，感觉太热，脱下上衣把手枪包起来，放在车兜里，光着膀子哼着小曲赶路。忽然从玉米地里窜出两个人拦住他说：“把车子留下！”“你们想干什么？”“想借你的车子用用。”丈夫镇静下来说：“哦，是想要车子，我这破车子不值钱，你们用吧。我得拿出我的破褂子。”他朝天鸣枪并大声喝道：“举起手来，我是检察院的，你们抢劫犯法了，是要判刑的……”两个歹徒跪地求饶，丈夫把他俩送到大队和书记说了此事，看他们认罪态度较好，就把他们交给大队处理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丈夫任检察院党组书记期间，除正常工作外，还分管看守所。他经常去看守所了解情况，和犯人谈话。既要提高警惕，又要把犯人当人对待，对他们不打骂、不虐待。每次送“要犯”上路前，丈夫一夜不回家，只在办公室里打个盹。他自掏腰包，给犯人买牛肉蒸包、烟、酒等，尽量满足犯人要求，和犯人拉家常，缓解犯人紧张情绪。他的生活却十分俭朴，穿的袜子露着脚趾头，裤头烂的挂不住。冬天我煮上一盆大豆，拌上萝卜，丈夫每天晚上就着萝卜咸菜喝几杯酒。

1992年秋，中央决定在服刑犯人中开展一次自查，让犯人把没交待的问题交待出来，可以减刑或释放。丈夫奉命去潍北劳改队落实这项工作，一去就是三四个月。丈夫向犯人传达了中央文件。他深知每句话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党和政府，不得有任何闪失。在自查阶段，犯人徐x自述了没有交待的问题：他曾杀死一八岁女孩，他交待了杀死女孩的原因、经过及埋葬地点，盼望减刑。董学贵立即赶回向上级汇报，将徐x押回原籍，在他指认的女孩埋葬位置，果然挖出了女孩尸骨。根据刑法对徐x改判为死刑，不久就执行了。这次任务完成后，丈夫荣立国家三等功。这是他第二次立功。他从潍北回来时，我正躺在医院病床上打吊瓶。我看到他胖了。为了他的安全，单位安排专人给他做饭。他又说又笑很是乐观。我却瘦了一圈，喉炎，说不出话，我们只能笔墨交谈。

每逢佳节倍思亲。今年中秋节，丈夫的身影又浮现在我眼前，他的言行，我历历在目。他一生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为……他是我心中的楷模。中秋节晚上，看人家合家团聚，享受天伦之乐时，我只能写一首诗来寄托哀思。

夫妻俩，两情长。不思量，自难忘。

纵使梦里来相会，唯有泪短长。（王效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