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在姥姥家长大。那是华东地区一座县城附近的小村庄，在当时还算发达，有好几家商铺和合作社，东西都巨便宜，兜里揣上5毛钱就能走街串巷地吃上大半天。

有一次，我路过家门口一家炸油饼铺。因为快到中午了，老板娘一边拾掇碗碟一边和街角的于妈聊天。老板娘先是探头瞥了一眼外面，看就我们几个小孩在地上拍洋画，便安心地探下身子，狡黠地和于妈交换了下眼神。

“听说了吗？村头二春出嫁了。老姑娘耗到25岁居然嫁进省城了。真是活见鬼。听说婆家做的是矿山上的大买卖，每天进进出出拉煤，一个月这个数。”老板娘在桌板下伸出粗壮的五根手指头。

“50。”于妈咬着后槽牙低声说。

“不对。”老板娘把头摇成了拨浪鼓。

“500？”于妈的眼睛瞪得突兀，似乎能看到眼眶边上青筋跳动。

“5000。”老板娘气急败坏地抖搂着手中的抹布，“就是这么有钱。可谁想到居然让独生子娶了二春这丫头了。头几年我看这孩子还是其貌不扬的黄毛怪，谁知道竟然有这等好运。你没看二春妈现在走路都横着走。”

“也没有吧。”于妈不好意思地捋捋头发，“前两天她还送了我一块二春捎给她的的确良布料，滑溜着呢。”

“你就是眼皮子浅。我告诉你，二春嫁过去绝对没有好果子吃。你想啊，人家是独子，又那么有钱。现在对你好是图个新鲜，过上两年，人老珠黄，谁对你还有意思。要是再生不出儿子，那就得被人活活打死。”老板娘龇牙咧嘴地冲着门口一拍桌子，起身进了后厨。剩下我们几个小伙伴，脑补着二春姐姐被人活活打死的画面，吓得卷起洋画就往家逃去。

一路上，我大口喘着粗气，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到家里，关上门，咚咚咚的心跳还在耳朵边上咆哮。我不敢想象前几天红灯高悬，鞭炮齐鸣的二春姐姐家会在今后的某一天面临着惨绝人寰的现实惨剧。

后来，只要知道二春姐姐回娘家，说

什么我都要扒着门去看她一眼。姐姐穿着鲜丽的衣服，敦良的姐夫总是笑着不离她左右。后来他们买了村里第一辆小汽车，姐姐也生了个美丽的女儿，生活依旧过得和和美美，风平浪静。

老板娘还是总说二春命薄，生不出儿子；说她嫁进了豪门，肯定受气；有钱的日子也只是表面风光，背地里都是苦水。天好的时候，她就一个人坐在铺子外面的青石板上数当天的收成。林林总总的毛票子钢镚子摊了一地。她总是用唾液狠狠地搓捻着纸币，然后把它们逐一归拢齐整，包在手帕里，再塞进衣服深处的暗兜里，然后踉跄着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尘土，慢慢地踱进屋。

我们也没等到二春姐姐的厄运。倒是有一天深夜，老板娘被醉酒的丈夫一棍子打出了家门。她衣冠不整、披头散发地在当街一边号一边跑，听大人们说，她瘫倒在地上，嘴角还汩汩地流着鲜血。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在她嫁过来的这十八年里，丈夫动辄就拳打脚踢，为了不被人发现，他总是不动声色地选择隐蔽的地方。这一次，因为她死命反抗，激怒了烂醉的丈夫，才爆出了这条乡间秘闻。

再见到老板娘的时候，她还坐在青石板上数钱，眼睛沤着黑紫的瘀血。看见我们，便不自然地别过脸去。我忽然想起她说二春姐的话，被活活打死，也许这条咒语一直是深藏在她心底的恐惧。

嫁给有钱人，并不一定就过得窝囊受气。贫贱夫妻也常常是宿敌。我们对于富裕的偏见，大抵是源于我们对贫穷的忌惮，得不到钱，不如把它想成十恶不赦的洪水猛兽，方能安心缊袍敝衣，吃糠咽菜。

上大学的时候，宿舍里有个郊区的女生叫晶晶，个子瘦高，极其白净。入住宿舍的时候，她来得最晚，可架势是最夸张的一个。三四个彪形大汉贴身护送，每个人颈上都挂着手指粗的金项链，让我们大开眼界。保镖走了之后，晶晶梳洗收拾，一副利利索索的样子，绝不像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千金小姐。后来才

知道，她家里很穷，报到前村里人都说怕闺女进城了受有钱人家的欺负，所以先下手为强，雇了几个壮劳力买上几条假项链来充充门面。

后来证明，其他人虽说家里条件都不错，但没有横行霸道的，倒是她总觉得和我们不是一类人，隔膜很深。她认为有人在宿舍喝咖啡就是显摆，在商场里买衣服就是挥霍，几个人出去玩就是拉帮结派。

后来宿舍里的小暖在系里的征文大赛中获了小说组和散文组的双料冠军，大家都为她高兴，大楠姐还特意从床底下把上次宿管没收的汤锅掏出来偷偷煮了麻辣烫庆祝。大家都蹲在小桌旁吃得涕泗横流。晶晶回来得最晚，大家忙给她腾地儿，招呼她落座。

可是晶晶显得异常激动。她黑着脸坐下，却伸着筷子迟迟不肯夹菜。

大楠姐问她：“你怎么啦？咱们这是给大文豪小暖同学开庆功宴呢，你高兴点。”

晶晶像是一下被激怒了一样，忽地站起来指着我们的鼻子说：“你们别以为我不知道，这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