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在外婆家长大，和当地的小伙伴们整日厮混在田野上，一口流利的乡间土话。等到回北京上学的日子，父母才开始发愁我的口音，摁着我跟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念了三个多月的报纸。

可是我偶尔还是会无意识地蹦出几句方言，然后在同学狐疑的目光中一字一顿地纠正，可纸包不住火，没多久就有人开始针对我，说我讲话的时候总带着奇怪的腔调。

有一天放学，有个男生不做值日，却一直在教室后面打篮球。我眼见墩好的地上又溅起了一溜溜的水印，只**着头皮喊他住手。

他头也不回，一边帅气地凹造型一边平静而清楚地叫了我一声：“乡巴佬儿。”

我像一下被什么东西钉住了，整个人蒙蒙的，耳根开始发疯一样地燃烧。没走的几个男生都过来看热闹，围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说：“你们没发现吗，她说话总是怪怪的，好像是个外地人。”

那时候，我并不觉得外地人怎样，只是被人这样大张旗鼓地点出来，倒让我萌生了一种莫名的羞耻感，像是被人一脚踩中了尾巴，形神俱散。

又过来了几个人，但我的眼前已经是一片模糊。那个男生依然自顾自地拍着篮球，我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耳朵里全是窸窸窣窣。

“我怎么不觉得啊？你哪只耳朵听出人家说话怪的?”突然有个声音响了起来。不大却掷地有声，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到了最

危急的时刻，总能想起这个温暖又强大的声音。

我回转身，我们班的学习委员心怡正好回来取东西。她个头不高，平时话不多，是老师的左膀右臂。那个男生停下了拍球，不怀好意地看着我俩，想到心怡好歹也算是班干部，终于塌下了眼皮。有几个女生刚才不敢说话，有了心怡冲在前面，胆子也慢慢大了起来，开始反驳对方的无礼：“没错，我们也不觉得她说话怪，就是你不做值日还找碴儿，太没风度了。”

男生脸上挂不住，夺过我手里的墩布胡乱地在地上抹起来，等我意识恢复过来却发现心怡已经回家了。

至今，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她也不是完人，也有自己的小脾气、小问题，我们吵过架、拌过嘴、赌过气，可我总也忘不了那个洒满夕阳却异常凶险的傍晚，她是第一个伸出手，把我从尴尬落寞的**里打捞上来的盖世英雄。

我一直觉得，我们必须要感谢那些第一个站出来帮助我们的人。因为第一个的意义是从零到一，从无到有，它的意义甚至要超越从一到九十九。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心理实验。心理学家为一名观察者安排了20名陪同者，这些陪同者都是心理学家的助手。他们将两段木棍放在观察者的面前，让他判断哪根最长。正确答案应该是第一根木棍长，但20名陪同者都言之凿凿地选了第二根。观察者匪夷所思不得其解，迟迟无法给出

自己的答案。

这样的实验，心理学家做了很多次，每次更换不同的观察者，得出的结论是能够坚持己见的只有不到30%，大多数人都选择了从众。

这个实验好玩的地方在第二阶段。在观察者左右为难的时候，心理学家安排其中一名陪同者也选择第一根木棍，这时候观察者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即使他的对立面仍然站着19名反对者，但观察者选对的概率翻了好几倍。

2∶19，依然有着巨大的差距，但我并不是唯一的那个，我的身边还站着一个人。这让观察者的心里产生了我道不孤的依赖感，而这种依赖感完全可以支撑观察者选出正确的答案。

要记得第一个站出来帮我们的人。是TA率先支持你，不惜将自己从安全的境地放逐到了大众的对立面。

我们学校是专业学习美术的，我记得曾经教过一个学生小腾，她学习的天资极好，又很勤奋，可惜在画画上并不出众。上初三的时候，她突然表示要放弃美术专业，改走文化课。那时候，我们大多数学生的出路还是考本校高中，拿到美术专业合格证后可以用较低的分数考进清华美院、中央美院。

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这种流程，他们从小学画，辗转于各个比赛战场，早就轻车熟路，此时放弃意味着放弃了曾经所有的努力。我看着成绩册里小腾像开了外挂一样的语数英，又看了看她最近硬着头皮画的几张

速写，下定决心和她站在一起。当然，最后让我坚持下去的还有她特意写给我的信，上面平静地叙述了自己真的厌倦了素描和色彩，又不忍心割舍下物理和化学这两门强项。

早就崩溃的父母和亲戚拿着她从小获得的绘画证书冲进学校和我理论，他们觉得孩子还小不懂事，老师怎么也不帮着劝劝呢。可是绘画这种东西不一定非要走专业发展，如果小腾已经从心底里厌倦，再学三年又有什么用，只是延迟痛苦的时间。

我至今也忘不了那天小腾的眼神，父母冲天的怨气只换来了小腾更用力的反驳，可当她第一次听到我说“我同意小腾自己的意见”时，她突然柔软了梗着的脖子，眼泪汪汪地看着我。那神情就和我看心怡时一模一样。

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