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在等级关系上彼此承担义务。因此，自我牺牲的道德观所处的地位与在美国的地位截然不同。日本人总是特别反对***传教士关于自我牺牲的说教，他们主张有德之人不该觉得为别人服务就是压抑自己。有个日本人告诉我：“你们

称为自我牺牲的事

，我们认为那样做没什么，不觉得遗憾。不管我们为别人做了多大牺牲，我们也不觉得这是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也不觉得应当得到回报，我们是自愿做的。”日本人把复杂详细的义务作为生活的核心，当然不认为里面有什么“自我牺牲”。他们要求自己履行极端的义务，但传统的相互义务的约束力，又阻碍了他们产生“自我怜悯”和“自以为是”的感情，其实这种感情在个人主义感强烈的国家中是极易出现的。

因此，为了理解日本自我修养的习惯，就必须把我们的“自我修养”的概念周围的“自我牺牲”和“压抑”的累赘消除掉。在日本，一个人要想成为出色的运动员就必须进行自我修养，就像打桥牌一样，他们不会意识到这是在“牺牲”。修养过程本来就该很严格，刚生下来的婴儿虽然很“幸福”，却无法“体验人生”。只有经过“自我修养”，他才能充实生活，去“体验人生”。这种说法通常被译作“只有这样，才能享受人生”，修养能锻炼人的意志力，让人生更加开阔。

日本进行“能力”的自我修养，是因为它能改变他为人处世的能力。他们说，人们刚开始修养可能会觉得难以忍受，但慢慢地就会发现并享受其中的乐趣，这种感觉很快就会消失了，否则他就会放弃修养。所以，学徒要好好地做生意，少年要学习“柔道”，媳妇要学会满足婆婆的要求。当然，刚开始修养的人可能不习惯新要求，就想避开这种修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父亲会对他们说：“你希望的是什么？要体会人生，就必须进行一些修养，如果放弃修养，你今后肯定会后悔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事，你被人说三道四，我才不会管你。”用他们的话说，修养可以磨掉人“身上的锈”，会如人所愿地把他变成一把锋利的刀。

日本人如此强调自我修养的好处，但是他们的道德规范所时常要求的极端行为也真正压抑着人们，这种压抑还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反抗。美国人在游戏和体育运动中就能体会到这种区别，桥牌选手为了打好牌，绝不会抱怨为此做出的牺牲，也不认为自己为了成为桥牌名手而花费大量时间是一种“压抑”。但是，医生说，桥牌选手在下大注赌钱或想当冠军时，他们的精神高度集中也可能跟胃溃疡及身体过度紧绷有关。日本也有过同样的事情，不过由于日本人受到相互义务观念的约束，他们坚信自我修养是有利的，因此更能接受那些美国人难以忍受的行为。与美国人相比，他们被修养得更加注意自己“身上的锈”，他们更加注意能力，而且不为自己找借口，也不会经常把生活的不满推给别人，更不会由于没有得到所谓的普遍幸福而自哀自怜。

“圆熟”比培养“能力”境界更高，但日本人的有关著作没有解释清楚这种修养方法，专门从事这项研究的西方学者也往往不太重视它，还把称它为“怪癖”。一位法国学者的作品中认为“圆熟”完全是“没有常识”，最讲究修养的禅宗更是“一派胡言”。可是，日本人想以这种修养方法达到一定的目标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研究这个问题也能让我们弄清楚日本人的精神驾驭术到底是怎么回事。

日语中有很多表达自我修养达到“圆熟”的词汇，意思一般是一样的，但有些用于演员，有些用于宗教信徒，有些用于剑术家，有些用于演说家、画家以及茶道宗师。我就举其中一个例子，上流阶层中很流行禅宗用语“无我”。不管它是世俗的经验，还是宗教的经验，所表达的“圆熟”境界都是指意志与行动之间没有了阻碍，就好像电流从阳极直接导入阴极一样。没有达到“圆熟”的人，在意志与行动之间就好像有一块绝缘体，日本人把这个绝缘体称作“观我”或“妨我”。经过修行，“圆熟”者就会消除这种障碍，像电流无需用力就可以自由流动一样，他完全意识不到“我在做什么”。这种境界就是“专注”，行为与行为者内心所想象的样子已经达到了高度统一。

在日本，就算是普通人也要努力达到这种“圆熟”境界。英国佛教研究权威查尔斯·埃利奥特爵士谈及一位女学生时说：

“她来到东京找到了一位著名的传教士，要入***。传教士问她为什么，她说是想乘飞机。问她飞机与***有什么联系，她说，她听说坐飞机要非常镇静，临危不乱，她认为***是最好的宗教，可以帮她做到，因此才来求教。”

日本人不仅把***和飞机相联系起来，他们还把“镇静、遇事沉着”跟考试、讲演、政治都联系起来。在他们看来，培养专注的精神对任何事业都很有好处，这是毋庸置疑的。

虽然，很多文化都注重这种修养，但日本人的目标和修养方法显然是更独特的。更有趣的是，日本的很多修养术是来自印度瑜伽派的，比如自我催眠、全神贯注及驾驭五官的方法与印度修行有着不可分割的亲缘关系。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