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最大的青帮大亨，杜月笙留给世人的印象总是心狠手辣、杀人如麻，在上海滩作威作福。

人无完人，坏人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其实杜月笙身上也有关注教育、看淡金钱的一面，尤其他一直都积极投身慈善的行为更是值得称道。

杜月笙的慈善生涯始于1922年浙江的特大水灾。当时在上海的浙江籍人士发起了募捐游艺大会，杜月笙也参与了，没想到高中头奖，他就当场捐出了300元大洋赈济灾民。由于他捐款数额巨大，在上海名声大振。

如果说这次捐赠是做顺水人情的话，在1927年左右进入工商界后，他就开始积极参与各方的赈灾工作了。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都有慈善传统，比如虞洽卿、张静江等人总会在大灾到来之后积极募捐赈灾。

杜月笙对此更加投入，每次不但捐出大笔款项，而且为赈灾积极出谋划策。他曾经倡议将喜丧仪礼移作赈款，把黄金荣**岁寿仪大洋50288元移助赈款，还组织发起各种形式的游艺演剧助赈。进入抗日战争之后，他的慈善行为就更加主动了。

1932年“一·二八”抗战中，***血战淞沪，杜月笙和史量才等人组织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杜月笙是副会长。办公地点就设在福煦路181号—这里本来是杜月笙开设的赌场。

他在学生界和文艺界组织起战地服务团，又在工商界带头募捐，并亲自在战火中驱车到十九路军军部，送去大量罐头食品和生活用品。

***曾经动情地说：“35天血战，十九路军永远不会忘记一个人，那就是杜月笙先生。”

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在战争期间共募集了93万元捐款，不仅为前线军队提供了大量物资，还开办了65个收容所，收容了3万多难民。据《申报》报道：“该会救济组所开办的7处临时医药所中，有4所为杜月笙出资兴建；为救济崇明难民，杜月笙又捐资1000元，占总捐款额的四分之一。”

与此同时，杜月笙还领导上海浦东同乡会积极为东北义军及难民募集捐款。仅1932年7月至1933年5月间，同乡会就开展数十次募集捐款活动，获得捐款17万多元，全部汇交东北救济协会直接支配。

正因为杜月笙在灾荒赈济和日常慈善工作上的成绩，1934年11月，杜月笙被推选为经***改组后的****红十字会的副会长。青帮头子当上红十字会副会长，放眼全球估计都是绝无仅有的了。

随着日军的入侵，身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的杜月笙也把慈善重心转向了战时救护。他联合各团体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成立多支救护队，创立24所临时救护医院

，并特约公、私医院16所收容受伤军民。据统计，在他的领导下，有4万多名受伤军民得到妥善救护。

此后，杜月笙又筹划在松江、昆山、苏州、无锡、杭州、南京等地设立重伤医院。南京沦陷之后，****红十字会总会及各地工作人员大多撤退到汉口，杜月笙也赶到汉口部署救护工作。至抗战结束，红十字会所救护的军民总数统计达260万人。杜月笙在其中出了大力，很多救护物资、车辆，都是在他的号召下募集到的。

除了捐款之外，杜月笙还直接创办慈善公益机构。1931年，杜月笙和金廷荪各捐资10000余元，在浙江创办了宁波市时疫医院、仁济医院，获得了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发的金质一等奖章。同年，杜月笙在家乡建设了一所医院。1933年5月，他又与虞洽卿等人创设虹口平民时疫医院。当时如有重症病人留院医治，手术、医药、住院等费用，一概免除，并免费注射防疫针。

有感于家乡没有学校，杜月笙在家祠附近建了一所学校，费用全免。1931年7月，他又在法租界善钟路116号创办了私立正始中学，自任董事长，由自己的私人秘书陈群担任校长。他赞助学校常年经费，1933年6月他一次就捐给学校大洋20000元，直到1935年8月学校完成最后

一次招生。

抗战开始后，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仅月余时间，杜月笙主持的筹募会就筹集到救国捐款150余万元，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战。他筹集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用以劳军。

“八一三”抗战后期，他得知驻守在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缺乏食品后，仅用了一天时间即向谢团送去了20万个饼。他主动将杜美路的私宅借给财政部“劝募委员会”作办公地点，发动与组织上海各界力量认购了救国公债7500万元，几乎占全部发行量的1/6。杜月笙还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信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中共将领，并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荷兰进口的1000套防毒面具，赠送给晋北前线的八路军将士使用。

杜月笙还直接参与了部分军事行动。“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不久，戴笠奉***之命与杜月笙合谋，利用帮会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在苏浙行动委员别动队的5个支队中，第一、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