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公开，他们见到太多媒体曲解他们的意思，所以他们选择隐瞒和拒绝。但实际上，我们的目的恰是厘清各方诉求。在搬迁中，商户为什么不愿意搬？主要是因为搬迁款给得不满意，但这笔款项商场又认为不该自己出，应该政府出，政府却认为这是市场行为，不能过分干预，只能指导。各方都有合理考虑，一个优秀的记者应该去深入了解各方诉求。

对于新闻一线报道，大部分新闻人都是出于本能的冲动，那一刻没有理性的思考。像是看到喜欢的人就分泌荷尔蒙，看到刺激的东西就分泌肾上腺素一样，冲到一线采访也是一种冲动因子的分泌。

“你们这下大雨还来实地采访，其他记者也就是等着我们发通稿就好，最多交通台熟路地打个电话问问情况，你们还是很棒的！”

这是2016年“北京7·20”特大暴雨，采访相关部门领导时，他对我说的话。这番话令我如遭当头一棒，连党宣同志都认为好记者要到一线去，可很多记者同行却早就没了那份激情，走流程、装样子，让“对手”都不尊重记者。在如此重大的新闻事件面前，如果我们记者都没有激情，我们又怎能监督政府职责，推动社会进步呢？

2016年7月19日，北京气象台预计，傍晚会下暴雨，雨量不亚于4年前的“北京7·21暴雨”。消息传来，台里立刻做出反应，派出了5路记者，到北京各个地点进行直播，大家开始“等雨来”。可这期间，雨量一直不大，大概播了2小时，雨实在下不来，只好作罢。但令大家开心的是，我们的直播数据流突破50万，是频率联合网络新闻直播以来最高的人数纪录。

7月20日早6点，我高烧不退，随即开车去医院治疗，就怕万一下暴雨肯定是要到现场报道的。车刚开出家，豆大的雨点就噼里啪啦地落下来了，刚开始还是正常的大雨，等快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暴雨级别了，天也越来越黑。

果不其然，8点多，频道打来电话要我去直播暴雨。接到通知的我也顾不上发烧的身体，反而有种莫名的兴奋，也许这就是新闻人与生俱来的新闻冲动。

大学时我曾重点分析过“北京7·21暴雨”事件，所以更想亲眼看看4年以后，暴雨再次来袭，京城会是什么表现。

雨越下越大，路上的车并不是很多，但全都开着大灯、雾灯和双闪，这些安全驾驶方法不知道是不是从“7·21暴雨”中学来的，但作为工作日的早高峰入城方向，车流量明显减少，证明民众还是有了一定的防范意识。

路上的积水很多，车辆驶过会溅起一两米高的水花，行人全部穿着拖鞋，还有一些人用塑料袋包着鞋子在路上走，这样的细节像极了“7·21暴雨”的报道画面，让我不禁开始有些担心，如果雨量持续，会不会再次造成“7·21”的悲剧呢？那年的北京暴雨可是造成了严重的伤亡啊！

暴雨中，受影响最大的就是交通，所以根据安排，我来到了北京火车站。火车站情况相当复杂，人员流动也很大。一开始我的计划是，车上挂好条幅，通过广播告知，在火车站设立一个服务站，帮助大家解决一些问题，也可以在车里休息，吹吹热风。可到达火车站后，才发现行不通，风雨太大，条幅根本挂不住。而且自己还有采访任务，一个人也没办法兼顾两头，最后只好放弃，被大风刮走的条幅也就变成了自己“到此一游”的见证。

随后我想进入火车站里面采访，和一位在车站工作的朋友沟通后得知，因为滞留旅客比较多，站内秩序可能比较混乱，现在对记者采访是比较谨慎的，我不能随便进去，必须和党宣处联系，批准后才可进入。

对这样的回复我早已见怪不怪，大量的单位仍对记者采访高度警惕，认为封锁隐瞒重大事件是第一要务，殊不知信息公开透明才是应对事件的首要原则。民众只有对信息充分了解，才能对政府机关产生信任。但可怕的是，媒体人竟然也已见怪不怪，甚至习以为常，多少人因为进不去就不进了，甚至连现场都懒得去了，拿几篇通稿一发就天下太平，这样的新闻人做得还有什么意思呢？

与车站党宣处的几番交涉都以失败告终，最终还是因为私人关系，我才进入站内，但必须通过党宣口径来进行报

道。进站后我被党宣的同志领到了四楼党宣办公室，他们交给我一份通稿，告诉我这就是站内的情况。

我拍了张通稿照片，并让相关人员录了一段提醒，照流程，采访就结束了，只要把我送出站外就万事大吉。可我还忍不住想去看看站内的情况，就中途借口有事，支开了党宣负责同志，因为心里实在想去看看：到底站内秩序有多混乱？又是哪里出了问题？

躲开党宣同志的视线，我赶紧上到二楼候车室，看到乌泱乌泱的人群，连平时因为菜价太贵门可罗雀的火车站餐厅都是人满为患，候车厅所有的椅子都被占据，走道上也坐满了人，只留了一条狭小的通道，很多人把行李箱打开摊在地上，很多人抱着孩子在吃东西。

看到这样的场景，我心里开始打鼓：难道说晚点的车辆不止通稿中写的那些？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