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19岁，和多数大学生一样，在阶梯教室上课时，总喜欢坐在最后几排，这样就可以偷偷摸摸在课堂上吃着小零食看最新的美剧而不被老师发现。可有些课，后几排的位置也是需要提早抢的，播音导论，就是这样的一门课。

那天上课，我去晚了，后面的座位早已占满，甚至连中间的位置都所剩不多。老师在讲台上忙着调教案，头都不抬一下，这种情况，早已见怪不怪了。我从后门进去一排一排往前走，都快走到第一排了，也没找到“合适的座位”。第一排坐了一男一女，他俩是我们班的学霸大神，第一排总是给他们留着没人敢坐。我直奔第一排就去了，踱了两步，还是坐到了第二排，嗯，我了。

丁零零，上课了。

讲台上的老师头发花白，干净的白衬衫压在腰带里，腰带右侧还挂着一串钥匙。慢慢地拿起眼镜，耷拉在鼻梁上，又拿起了一本教材，像看古书一样卷起来凑到眼前。他还是放弃了用多媒体讲课，可能对他来说那些历史在他脑子里比放到电脑里更生动吧。

“齐越老师对待工作态度之严谨是需要当下每一个播音员主持人去学习的……齐越老师总说：‘我是人民的播音员’……齐越老师当年带我们去城里汇演，为了能够顺利赶到，早晨5点就起来叫我们出发……”

讲课必提齐越老师，这是《播音导论》这门课的特点，甚至有同学打趣道，播音导论就是齐越史。学习历史对于一个个刚上大学、渴望技巧和飞越的毛头小子来说，自然是无聊至极，但老师每堂课必定一字不落地讲着每一个与齐越有关的故事。

“1948年5月29日，一份全文3300字的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送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指示：‘此文件不要播错一个字！’距离直播还有不到一小时，齐越作为唯一的男播音员，临危受命，一字不错地播完了全文。

“你们想，齐越老师能够做到一字不错，首先是他的业务能力扎实，其次，还在于他有很高的政治觉悟……”

后面的话我已经忘记了，但从那堂课至今，“不要播错一个字”却在我的脑海中深深烙下了印。也许是因为恰巧坐在了第二排，也许是老师在讲那七个字的时候特别用力，下课后我一直在想，“不要播错一个字”很难吗？

从那以后，我每次播稿都会特别注意自己有没有“播错一个字”，但往往越是在意，也越大意。大学四年，很多话都影响了我的生活和工作，但唯有***的这句话却成了我工作中始终没变的执念与标杆。

2015年2月24日，正月初六，我拿着绿色的实习工作证，“嘀”声刷开央视新址大楼的每一道门禁，怀揣着本科四年最大的理想大步走进*****。进入最后实习期，一共有7个人，台里为我们安排了一间由会议室改造而成的“临时办公室”。

温暖的阳光从巨大的落地窗洒到长条白色会议桌上，懒洋洋地照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7个人各据一方，面面相觑，闲得发慌。对，闲得发慌。

“我想象中的央视实习应该是每天马不停蹄地工作，忙到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怎么现在闲得每天只等吃饭呢？”

配完一条稿子的我们，又坐在“家”里等饭。岳同忻趴在桌上有气无力地哀叹。

“也许是我们配得不够好吧。”我在心里嘟囔着。

一周以前，我们从来没想过进入央视实习后会带来如此意外的挫败感。

“你们现在就正式进入央视实习了，大家以组为单位开始值班，第一阶段是配音的工作，你们可能对军事新闻、国际新闻会有一些陌生，但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熟悉，配音时不要总出错，这样会给编导带来很多后期的麻烦，大家都是播音系出来的专业选手，不能丢播音系的脸。”这是进入央视实习的第一天鲁健老师对我们的期望。

“没问题！”

7个实习生爽快地答应着，并期待在配音上大展拳脚。

早上10点上班，两人一组配两三条新闻稿，一条稿子一分钟，平均每个人只能分到一条稿子。上午配完稿，就无所事事，开始了趴在桌上晒太阳等午饭的漫长时光，吃过午饭就等下午3点的下班。小日子过得是真舒坦也真浑噩。

初来乍到，我们也自知因为自己的能力不够，所以分配下来的稿件少；但第一次遭遇这样的冷落，心里还是会难受。央视大楼是一个巨大的玻璃房，我们这些刚来的毛头小子就像是花朵来到了温室，暖暖的阳光照得我们昏昏欲睡，多少个下午就这样睡过去了，甚至没有一丝危机感，直到大熊的出现。

“来个男生，配一条军事。”

大熊探头进来，用0.5秒的时间说完这句

话就转身回配音间准备了。

我小跑去配音间，大熊已经完成了准备工作：稿子放在配音间，上面放好一支笔，他坐在外面的编辑间，建好配音文档，拿着稿子等着我。

我实在想不通，一路小跑过去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