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我们的吐纳的长卷，足需要几世轮转来绘制完成。我们所有的在世间的行走，都只是微小蚁类的迁移。

与我同生的织命者，永在我不曾注意的角落紧盯我的好与坏，永在我不曾觉悟的信仰之祂的袍下伺弄……那个特别的时机，以待做出新的安排。

穷尽想象，去虚构未来的每一条小径，并为之做好前行的准备吧。

但是，要提防，你所踏上的，必不在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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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禹最后在电话里给我的地址，是在乌鲁木齐。我以最快速度定了两千公里的机票，用最脏的语言咒骂他。

我见到他时，他正在距离人民广场不远的一个招待所里收拾包裹。我在找到这儿的路上，途经了童年记忆里那家“可怕”的兔肉饭店。“我们的肉很好吃，快来吃我们吧”，那饭店门口曾经放着的兔笼上挂着这样的字幅。兔子们毛色雪白，偶尔有一只灰的或者杂色的，但无一例外都是血红色的眼睛。有路过的更小的儿童去逗弄它们。铁笼打开，被抓出去了一只。

朗禹偷了妈妈的一些钱，正一张张整理好，塞进他的衬衣口袋，动作不慌不忙，坐在矮床上，除了缺少一根烟，一切都很像警事纪录片里的惯逃犯。我杵在他眼前，疲惫得再骂不出一个字。朗禹扔给我一个破烂的双肩包，自己床上放着更大的一个。

“这是什么？”我问他。

“帐篷。”朗禹回答。

“你到底要去哪儿？！我是来接你回去的。我马上要上班，这一期杂志我是责编，我不能请假……”

朗禹毫无搭理我的意思，掏出两张票递给我，自己准备开门出去。

“你如果不跟我回去，我一会儿打电话给老朗说清楚，你在这儿是死是活我绝不负责。我他妈一天一夜没有睡觉了，你一个电话，什么也不说清楚，我他妈就得跑两千公里过来找你？我真不欠你什么朗禹！我他妈的今天再听你一次，我他妈朗尧两个字倒着写！朗禹你他妈听到没！？！？”

我和朗禹坐上了开往布尔津的班车。

他说我们要往北去，然后去喀纳斯下面的阿克库勒湖区。我不了解那是哪儿，从他手里拿来地图看。旁边铺位上看似也是游客的南方中年男人问我们去哪儿，我指给他看。对方皱着眉，研究了一会儿说，那里好像没法儿走过去吧。

“半截儿在土里的人肯定没法去。”

朗禹躺在长途车上铺，声音不大不小的说了一句，再无动静了。夜已进深，车窗外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见。我心里忐忑，老朗的电话一直打来，我说“再劝两天，不行我也没办法”，挂断他，又要给总编打电话请假，保证不会耽误这一期杂志发刊。最后，我给奶奶报了平安。我问她，我这样做对不对。

朗禹再次旷学，这才是他的大二，不出意外他很难顺利毕业，而且我越发能从他身上感到一种不安的感觉——在我出发前给他那个“孝”字挂牌他并未扔掉时，在发觉他会偶尔喃喃自语时。这种不安让我时常想去抗拒他，但又在行动上很难不附和他。我想从他身上取得叛逆的快感，因为这两年间工作的、生活的压抑。

次日清晨5点多，我们到了达布尔津。

天空依旧漆黑，大概要过4个小时太阳才会在这里升起。朗禹带我去了县城的公共澡堂，买了两张票，我还没洗完便发现他已经又悄悄出去了。

我坐在长凳上，从外面进来一群灰头土脸的当地大叔，手里拿着几把铁锹和鹤嘴锄，抖落外衣，尘土混着蒸汽，整个换衣间恍惚成了风沙弥漫的赤道荒原。澡堂老板突然打开了广播，发出热闹的舞曲。六七个大叔很快脱了个精光，味道稠厚，里间的生锈花洒一个个被他们拧出尖叫。我盯着眼前一凳子的皮大衣，竟试图分辨出是来自什么动物身上。

“走！”我生生挨了一背包，怀里不知何时躺着一大包馕，厚布帘子掀开又落了下去。我大声咒骂他，骂说从来没有尊重过我这个哥哥，提起那包馕扔了过去，布帘子漏出外面的音乐，大叔们在里面扯着嗓子唱了起来。

一辆北京212后座上，我和一位哈萨克族大姐和她的两个女儿挤在后排。副驾上是朗禹，正和司机大哥合唱一首我完全没听过的新疆民歌——事后我才知道朗禹唱着哈萨克语。我在侧后方看他，身边的小女孩不停摆弄我背包里露出的帐篷绑带。不安又来了。

三年前妈妈卖了一套小房子，执意让高考失败的朗禹去留学，他最后选了智利。他不太像妈妈，更不像唯唯诺诺的老朗，不像我，也不像朗舜。我说不清他到底是怎样变成眼前这样的——让人不安。他看上去十分惬意地与哈萨克族大哥交流着，断断续续的汉语，但只要朗禹说出一半句的哈萨克语，大哥立刻心领神会，大笑起来。但他们一家子都不太喜欢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