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试图细究太平天国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的起因时，自然会发现其与清政府军事组织以及文官政府许多固有的弱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如果我们想要深入了解并剖析这场运动，就不得不深入考察一下当时中国南部地区的特殊环境。

清政府军事上的失利和南方连年自然灾害无疑是滋养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温床。1839年至1842年鸦片战争期间，英国派出了一支小规模的远征军，轻而易举地从驻节于广州的钦差大臣手中夺得了胜利，沿着海滨一路直捣长江，最终在金陵城与清政府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这场战争的结果举国震惊，国人不得不承认，清朝廷的躯壳看似强大，实则空心，衰弱的军力根本无法与西方列强相抗衡。[2]

广东遣散的士兵重新回到了他们的乡村和山林，有的重操旧业，安安稳稳过日子；有的则不肯安于现状，当起了偷鸡摸狗的劫匪。不可避免地，这些见过些世面的士兵绘声绘色地跟周围的哥们儿讲述着洋夷武功的高超可怕，讲述着洋枪洋炮以及那些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西洋战术如何先进。久而久之，人们对那些来自遥远国度的洋人们产生了一种敬畏心理，同时又对那个奇幻的世界有些着迷。但很快他们发现，那些吓得钦差大臣直发抖的洋人没能得到进城的许可，只能驻扎在广州附近，而清廷当局拒绝他们进入广州城的理由是担心扰乱民心。于是传言四起：“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3]至于最后这句话，事实上是洋人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才将进入广州城的问题暂时搁置。直到1856年，作为中国“亚罗号”帆船事件的相关事件，此事才被作为未解决的问题重新提出。然而，鸦片战争中满人卑躬屈膝的态度被一些汉人看在眼里，他们觉得与其如此，不如由汉人展开一场国民起义，或许能将效率低下的满人军队赶走，并把一位汉人送上皇位。

这样的反面教材不可能不给中国现存的革命会党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一些会党将政治诉求与明确的宗教教义结合起来；另一些会党则是较为彻底的反清派，其成员不得不秘密活动，因为政府的密探正在警觉地搜查并摧毁所有这类颠覆性的组织。仅在半个世纪以前，其中一个名叫***的会党就发起了一场造反运动，波及西部和西北部数省，甚至渗透到了华中。从1796年到1804年，清政府都忙于镇压这场运动。***最早是作为反抗蒙古篡位而出现的，它在汉人居统治地位的明朝销声匿迹了，但在满人推翻明朝时重新复活。[4]

还有另一个叫三合会的秘密结社，有时又称为天地会[5]。这个组织坚决反清，在太平天国崛起的两广地区势力尤其强大。三合会以光复明朝为宗旨，成员分布于全国各地，由庄严的宣誓和共同的信念团结在一起，只等待有利时机到来，就要推翻异族人的政府。稍后我们还会考察太平天国早期时，三合会与太平天国人士的密切关系。1853年到1856年这三年期间，三合会或者说它的一个分支占据了上海，却无法与长期盘踞在金陵城的宗教狂热分子携手共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会党，还有其他一些具有相同目标的组织已经察觉到了满人在对抗西洋人时表现出的软弱无能，他们信心倍增，觉得他们期盼已久的机会终于到来。

这场战争对广州周边的农民及秘密会党都产生了影响，此外，1846年至1847年间，中国南方地区发生了一系列自然灾害。湖南和广西部分地区粮食歉收，饥民为了生存不得不沦为盗匪。[6]大部分的匪帮规模较小，破坏性较弱；但也有些匪帮人数众多，匪首在当地颇具影响力，弄得人心惶惶，连知县乃至省级当局都奈何他们不了。[7]

为了对付这些准***，朝廷下令训练乡勇，并将之组建成部队，太平军也正诞生于广西地区这种“自发性运动”。[8]后来曾国藩也大规模地采用了这种方式，将民兵加以编练，最终整合成训练有素的军队并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

此外，中国海岸线上海盗猖獗，除了抢掠中国船只，他们也不放过悬挂着外国旗帜的船舶。横行霸道的海盗让英国当局大为头疼，甚至在1849年出动了军舰对付他们，在广东沿海附近成功地击毁了58艘海盗船。当时一大股造反势力正在广西地区与官军交战，持续了一个月。从海盗活跃的沿海地区到广西的战场不过几天路程，于是很多被驱逐的海盗被迫向内地逃亡。等待他们的选择只有两种，要么加入太平军，要么在广西境内游逛，骚扰当地百姓。但前一种情况可能更为普遍，因为海盗自由狂放的秉性与广西地区的客家人很合得来，[9]而太平军得以组建的基础——拜上帝会——正是在客家人中首先建立起来的。[10]

这场运动爆发还有一个公认的原因，那就是道光帝治理国家的方式。昔日康熙与乾隆治下的大清帝国一度展开了封建帝国最为宏伟瑰丽的画卷，而到了道光这里，清王朝就像一架负荷过重的马车，不再奔驰向前，而是显露出了停滞与衰败的迹象。卖官鬻爵的现象有增无减，军队懒散无能，货币贬值预示着国家经济临近破产边缘，盗匪恣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