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乃完全在人事利害得失上着眼，完全在应付权谋上打算也，股老子教人知其雄而首其雌，知其白而守其黑，知其荣而守其辱。彼所想象之圣人，在其心中。对于世俗间一切雌雄黑白荣辱，不仅照样分辨的极清楚，抑且计较得极认真。彼乃长求为一世俗之中雄者白者荣者，而只以雌以黑以辱作姿态，当做一种手段之运使而已。”[]

李泽厚直接提出“无为”是一种君道，君主表面“无为”，不管，实际上“无不为”，无所不管。“后代各个层次的统治者、政治家，甚至普通人都从这里学到了不少处世的学问：从‘韬晦’装蒜’到以退为进等等。”[]同时，他认为“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和“有舟车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邦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老子对原始时期社会状态的向往和追求，将这种论述称之为返璞归真的想法，是“无为”思想的一种社会论含义。在这一点的理解上，李泽厚先生与何兆武先生的观点完全不同。何兆武认为，这是一种愚民政策，从而使百姓可以老实服从“圣人”的统治。

四、无为，就是反对一切有为

古棣和关桐的思想与以上皆不同。他们认为：“春秋时代有欲生辰里的大发展（显著标志就是人工制铁的发展和铁器用于耕作），引起社会由奴隶制到封建经济制度的转化。这是社会矛盾、阶级斗争（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小生产者同奴隶主阶级的都在）非常尖锐、剧烈的时代。周天子和各国国君的地位日益降低，统治力量大为削弱，并且已经丧失威信，周天子、各国国君和‘上帝’都成了广大人民诅咒的对象，统治阶级本身也分崩离析，争权夺利，弄得国无宁日。一个极为显著的、反映时代特点的政治事实，就是坚持奴隶制的纣王和各诸侯国国君越是‘有为’，干涉事变的进程，就越要倒霉，越是丧失威信，削弱自己的统治力量。”[]老子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想到基本上还掌握着政权或权力丧失很多但还保持君主名义的奴隶主贵族，都应该‘无为’，采取不干涉政策，要任其自由，不要多事，以免自己促使自己走向灭亡，要采取以柔胜刚的办法保持或回复自己的地位。”[]

所以古棣和关桐对无为的定义就是反对一切有为。既反对奴隶主贵族“有为”，越维护奴隶制越丧失威信；也反对新兴地主的“有为”，也就是反对变革。具体说来就是反对提倡“仁”“义”——“大道废，有仁义”[]；反对提倡周礼，恢复周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反对制定和公布成文法、承认私田所有权、按亩纳税的税法——“法令滋彰，盗贼有多。”[]；反对新技术、新式生产工具——“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反对物质文明——“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

五、无为，顺其自然而无私

詹剑锋认为，老子代表的是公社农民阶级。老子对“有舟车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邦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生活的追求，实际上是一种对公社生活回归的呼声，即是公社农民要求的反应。每个阶级反应的都是每个阶级的主张，因此老子代表的是公社农民阶级。

詹剑锋提出，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是他的宇宙观与社会观的统一，“无为而治”来自于“天道自然”。

六、我看“无为”

通过大量的阅读，我也得出了我对“无为”的理解。我认为，老子确实代表了没落贵族阶级，“无为”在他提出时，它的政治意义就是一种统治手段。这种统治手段是以遵循“道”为前提的。老子认为万事万物都遵循道，由道而生，循道发展。因此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但是统治者的“有为”过多的干预了万物的，使万物偏离了道，所以我们应该无为，就是让万物遵循道而不偏离道，万物包括人类自己遵循了道就能自然和谐的发展，虽然统治者只是“无为”让万物遵循道，但万物遵循了道得到自然和谐的发展也就达到了“无不为”的效果。这是统治者洞悉了天地玄德之后的智慧。这也许就是“道法自然”“道无为而无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