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啸山庄真大，给赵元的印象仿佛是后世的植物园抑或公园。

后世的植物园、公园供人民大众游览赏心，龙啸山庄却是魏威的私人山庄，里面驻扎着家丁亲兵，谓之厢军兵营。

通过魏威的私人山庄，便能看出宋朝的达官贵人、地主老财是何等的嚣张跋扈，他们大片大片占领土地，逼得贫苦百姓离乡背井。

赵元研究过北宋、南宋历史，知道这是一个天上地下的社会。

宋朝官员的工资丰厚古今罕见，堪称历史之最，一品文官宰相，一品武将枢密使月工资都可以达到900贯钱相当于后世的128万之多，年收入超过1500万。

即便一般的县城县令，月工资也有十几万。王安石和欧阳修这类高级官员，轻松拿到月薪百万。

“先天下之忧而忧”说起来也很轻松了，可那是建立在喝饱吃足基础上的歌唱。

包拯曾担任过礼部侍郎，也可以拿到年薪千万以上。

即便是宋江这类地方小干部，也可以轻松月入几万，才有闲钱到处周济英雄好汉，得到“及时雨”的名声。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贫苦百姓，温饱问题也解决不了，引发农民起义是天经地义之事。

都是人，你为什么就浸在蜜糖罐；我却要受饥荒之累？

反了个球杀尽不平方太平。宋江、方腊起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爆发的。

史斌前期也是因为饥饿而起事，后来便是为争名夺利了。

史斌忠义军的经费来源自然是商贾豪富，不伤害黎民百姓的性命和利益。

这和明朝时期李自成、张献忠的反饥饿起义杀人放火伤及贫民有本质区别。

史斌受到华州百姓的爱戴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印证。

赵元在三个异姓兄弟陷入囹圄后前去求救史斌，是众望所归。

赵匡胤篡夺后周政权后，为了稳固统治，对造成军阀割据的军事制度进行了改革。

但五代时日益严峻的土地兼并现象赵官家则是视而不见。

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四川及江淮以南地区，大量失去土地的百姓不得不依附于土豪地主，跟农奴、奴隶毫无区别。

直至宋仁宗时这一情况才得以缓解。

南宋时这一情况依然没有改观。宋理宗时期，孙梦观进言:迩来乘富贵之资力者，或夺人之田以为己物，阡陌绳联，弥望千里。

刘克庄则描绘了富人家收获时的壮观场景: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为“开辟以来未之有者”。

促成这一现象的主要责任在于朝廷的横征暴敛，“小民百亩之田，频年差充保役，官吏诛求百端，不得已则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

也就是说，老百姓累死累活还满足不了宋朝廷的征役，而豪官大族富可敌国却无交税之忧，由此导致弱肉强食、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

两宋的税负创历代新高，主要的两税（夏秋两季征收的田赋和资产税）比唐代多6倍。

此外还有人头税，为了避免家庭人口过多带来的沉重负担，江南甚至盛行杀婴习俗。

赵元和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不长，可他已经明白家中只有一个儿子的因由，那是养不起的缘故！

赵元想起明朝末年明毅宗崇祯皇帝朱由检时，因为饥荒引发的人吃人现象。

尽管崇祯皇帝克勤克俭励精图治，但前辈留给他的社会问题太多，最后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不得不选择上吊自杀。

两宋社会是驴屎蛋子外面光，底层老百姓的艰辛、血泪，往往被精妙炫目的宋词、繁华的《清明上河图》掩盖了。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才是宋朝社会底层百姓状态的真实写照。

魏威的家丁亲兵营寨在山庄的西南角，两人一间卧室，月薪5贯钱的优待，使亲兵家丁像狗忠于主人那样忠于魏威。

而田七来说的关押田恭、梁俭、崔让三人的地牢镇邪塔，则在山庄的东北方向。

赵元看了田七来一眼，道：“我们得找个地方将马匹拴下来！”

田七来指指镇邪塔下面一块围栏道：“那里是拴马匹的地方！”

赵元几人走到围栏跟前将马匹拴好，跟着田七来向镇邪塔下面的地牢而去。

杨良和李淼一左一右将田七来夹在中间行走。

杨良振振词言地警告田七来：“看清杨某人手中的八宝赤金枪了没有？当然还有牛耳尖刀！”

杨良说着，用牛耳尖刀顶顶田七来的肋巴骨道：“你若敢吆喝耍滑头，杨爷爷的牛耳尖刀就会贯通汝的肋巴，想见相好卜二家的只有在阴间里了！”

李淼用手刀顶在田七来的另一则道：“看清楚了这叫手刀，一刀下去你吃饭的家伙就滚落地上了！”

田七来怂成一只嫩鸡，点头哈腰。期期艾艾道：“好汉放心，小人命悬一线不敢乱说乱动，一定配合你们去镇邪塔下面的地牢去见田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