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城是父母的家乡，位于河南、安徽、湖北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区，距省会武汉市100多公里。

麻城是有名的革命老区，由于处在丘陵地区交通闭塞，解放后那里长期贫穷落后，进出麻城主要依靠106国道这唯一一条等级公路，而且路面窄，路况差。

经过两天的奔波，我们终于回到了老家。说起来，这是三年来我们全家第二次回麻城，之前的一次是在1974年年初。那时父亲到湖北枣阳做外调，出发时将我和二姐顺路带回老家，工作结束时已临近春节，于是就安排母亲带着大姐从天津赶到麻城团聚。

那次麻城之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独具特色的地方美食、白沙碧水的大沙河、骨肉情深的远近亲属，还包括我在县医院接受阑尾炎手术的苦涩经历。

多吃乱跑是男孩子的典型行为，当年七岁的我也不例外。就是这个原因，让我一下子得了急性阑尾炎，幸亏父母及时把我送到县医院接受开刀手术，否则很可能导致阑尾穿孔的严重后果。手术是做了，但每天静卧输液对于一个顽皮乱动小孩子来说实在难以坚持，所以第二天我那只输液的手就因为经常乱动而肿胀起来。

大姨家的小哥大我三岁，得知我住院手术既关心又好奇，总是跑来医院看我。那天他来病房，一看到我那只肿胀的手，马上回头冲着同行的大人一边比划一边惊呼，“哎呀呀，不得了哇，表弟的手肿得像个包子样，好嘿人（吓人）呢！”

如果说上次回老家是一次省亲之行，那么这次回来就是躲避之旅。

父亲家的老屋坐落在城中心的冷家巷，是一幢坐东朝西的石基土坯房，有一个堂屋、四个厢房，灶房盖在堂屋后面，茅厕则搭在户外。记得那时城里的百姓大都住这种房子。

老屋住着奶奶和四伯父一家。父亲兄妹六人，爷爷早已去世，大伯年幼夭折；二伯壮年不幸溺亡，他的一双子女就是如今张家的大哥大姐；三伯、姑姑各自成家单过。父亲排行老五，入伍那年没有和四伯分家，所以这次回来照例住老屋。

奶奶年近80岁，人比较瘦，有些驼背，但身体硬朗。她满头银发，脑后梳了个发髻，因患青光眼，视力近乎失明，但这并不妨碍她微笑着招呼来人。遇到像我这样孙辈的小孩儿，她总是用浓浓的麻城话和蔼地问，“乖，你起点儿么司（你吃点儿什么）？”

四伯在饮食服务公司当经理。这公司属于集体性质，据说是解放初期将县里许多小摊小贩组织合并而成。

四伯有两儿两女，年龄和我们姐弟三人相仿。我们一家的到来着实给四伯一家带来诸多不便，老屋一下子多了五口人，房间肯定不够用，但为了照顾生病的父亲，四伯把采光最好的西南厢房腾出来给父母住。我们姐弟三人则被分别安排到其他亲戚家。

母亲这边的亲戚主要是她的姐姐和弟弟，也就是我们的大姨和舅舅。大姨和舅舅也都住在城里，两家相隔只有几百米，平时来往就很亲密。

为了让我们这一家在麻城住得安心，两方亲属商定，除了安排父母住老屋，我们姐弟三人先安排在张家亲戚这边儿，以后随意。

从8月下旬到10月底，我们一家在麻城老家住了两个多月。这个时期，每家亲戚都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们，眼见父亲在一天天在消瘦，大家看在眼里，痛在心里，都想尽可能地分担父亲的痛苦，让他多一分高兴和快乐。

姑姑作为父亲唯一的姐姐，看到自己最小的弟弟深受病痛折磨心里极为难过，多次暗自伤心落泪。姑姑住在老屋附近，几乎每天她都来老屋看望父亲。为了不让奶奶有所察觉，她还刻意哄骗奶奶。对于我们姐弟三人，姑姑更是格外怜爱。她知道我们爱吃炖小鱼，总是催促姑伯去远处水塘捕鱼。

二伯母不善言语，与人无争，总是盼着我们姐弟三人去她家，好给我们做我们最爱吃的盐菜炒饭。

二伯母家的书文大哥更是忙前忙后。二伯去世早，大哥一直把我父亲尊称为“父”，父亲病重，大哥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他在棉纺厂做维修工，工作之余多方打听有益于父亲调养的药方食方。平时也总是抽出时间地陪父亲聊天。大哥的未婚妻也十分知情达理，主动协助大哥照顾我们。

三伯在远离城厢的招待所做厨师，尽管工作忙，但只要有空，三伯就亲自下厨给父亲调换口味，同时叫上周家表叔（父亲他们的表弟），一起陪父亲回忆童年的美好时光。

四伯虽然工作繁忙，但还想方设法搞一些土特产让父亲品尝，以此来舒缓病痛的折磨。四伯还同其他亲戚一道联系城关小学，让二姐和我在那里借读，以免耽误学业。

大姨一家经济条件不怎么好，但大姨天生乐观，性格随和，除去做家务，闲暇时她也经常来到张家老屋看望父亲，同时招呼我们姐弟三人到去她家吃饭玩乐。

舅舅是麻城县委专职宣传干事，是当地有名的写作笔杆子，他写的专题报道已经多次被中央及省级新闻机构采用。舅舅工作任务重，尤其需要下基层采访。作为母亲的娘家人，他心痛自己的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