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叶以后的税法，和唐中叶以前，也起了一个大变迁。便是：唐中叶以前的税法，都是以丁税和田税为正宗；虽或注重杂税，不过是暂时之事。如汉武帝时代是。平时国家固然也有杂税的收入，不过看作财源上的补助；国家正当的经费，并不靠此（汉人说县官只当衣食租税，便是这种思想的代表）。所以隋文帝能把一切杂税，全行免除，参看第二篇下第一章第一节。—到唐中叶以后，其趋势却大异乎是；至北宋而新形势遂成。

这个由于：

一、唐中叶以后，赋役之法大坏；参看第二篇下第三章第五节。又藩镇擅土，国家收入不足，不得不新辟租税之途。

二、因藩镇擅土，竞事搜括；其结果，就添出许多新税来。

税目太简单，本是不合理的；专注意于贫富同样负担的丁税，和偏重农人的田税，更为不合理。能注重于此外的税目，诚然是进步的事。所可惜的，是当时所取的税目，未必尽良；征收的方法，又不甚完善罢了。现在且仍从田税丁税说起。

宋朝的田税和丁税，还是用唐朝两税之法。其名目有五：便是一、公田之赋，也唤做税。二、私田之赋，对于租而谓之税。三、城郭之赋，宅税地税之类。四、丁口之赋，五、杂变之赋。杂变之赋，是唐以来于田赋外增取他物，后来又把他折做赋税，所以又谓之“沿纳”。所赋之物，分为谷、以石为单位。帛、以匹为单位。丝线和棉，都以两为单位。金铁、金银以两为单位，钱以缗为单位。物产，藁秸、薪蒸，以围为单位。其他各物，各用他向来沿用的单位。四类。征收之期，则“夏税”从五月起，到七月或八月止。“秋税”从九月或十月起，到十二月或正月止。

这其中所当注意的，便是唐朝的所谓两税。已经把“租庸调三者所取之额”，包括在里头了。却是从唐中叶以后到宋，都另有所谓“力役”，这便是于“庸”之外

再取“庸”。而又有所谓“杂变之赋”，则又是出于“包括租庸调三者之额的两税”之外的。所以这时候的税，实在远较唐初为重。

然而苦累百姓的，倒还不在税额的重轻上，而在其征收的方法上。征收的方法，第一足以累民的，便是“支移”和“折变”。“支移”是“百姓的输纳租税，本来有一定的地方的，却因他输纳的地方，官家未必要这样东西用；所不输纳的地方，却要用这样东西；于是叫百姓移此输彼。”折变是“百姓的纳税，应当纳什么物品，也有一定的。却是所输纳的物品，官家未必需用；所不输纳的，却反要用；于是临时改变他所输纳的东西”。“支移”看“户等”的高下，以定道里之远近。不愿支移的，便要另缴“道里脚价钱”。这简直是于纳税之外，又另课之以“运送的义务”。“折变”却说所取的物品，虽然改变，其“价格”，要和原取之物相当的。其算法，是用征收的一个月中的“中价”计算。然而“支移”往往不能按“户等”的高下，叫富的人输送到远处，穷的人输送在近处；而且“脚钱”就是道里脚价钱。本是所以**移的，到后来往往支移之外，还要出脚钱。“折变”则计算价格，未必能公平。又往往只顾公家；阙乏了什么东西，便叫百姓改输，却不管百姓有这东西没有。又往往折了又折，几个转身以后，价格便大相悬殊。譬如西川起初，绢一匹＝钱三百，草一围＝钱二，于是输绢一匹的，叫他折输草一百五十围。到后来，却把草一围，估作钱一百五十文，再叫他改输钱。于是三百文的税，倒纳到二万二千五百文了。

其害人最甚的，尤莫如南宋的公田。原来宋朝从南渡之后，权要之家，占田甚多。其有籍没的，都募民耕种，即以“私租”之额为“官税”之额。然而私租之额，还有时而可以少纳，官税则不能了；而且还不免有额外的侵渔。

韩侂胄死后，籍没他的田，合着其余籍没的田，置了一个“安边所”。收田租以供给外交上的费用。开衅以后，就用他去补助军费。末年钞价大跌，又有人替贾似道画策，说莫如多买公田；公田所收的租很多，得了这一大宗入款，就可拿来维持钞价了。贾似道听了他的话，就去用贱价勒买。有价值千缗，而只给四十缗的。又要搭发“度牒”、“告身”。官吏争以多买为功，买来的不都是腴田，却硬押承种的人，也要出腴田的租额，浙西六郡的人，因此破产的不少。

辽朝的制度，因史文简略，无从详知。但知其田有“沿边屯田”、“在官闲田”和“私田”的区别。种屯田的，“力耕公田，不输赋税”。颇近乎古代的井田制度。治在官闲田和种私田的，则都要“计亩出粟”。头下军州：唯酒税赴上京缴纳；市井之赋，均归头下。

金则官地输“租”，私田输“税”。租之制不传，但知其大率分田为九等。税则“夏税”亩取三合，“秋税”五升。又纳“秸一束”，计重十五斤。夏税从六月起，到八月止。秋税从十月起，到十二月止。也是用唐朝两税的法子。其猛安谋克户所输，谓之“牛具税”，亦名“牛头税”。“以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岁输粟大约不过一石。”

户 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