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这东西，不仅仅关系到地方民食，而且与国家财政民生和军政都有关联，因此历朝历代，盐务一事都是严格控制，明朝自然也不例外。

如今洪武年间，朱元璋延续了元末的盐政建制，在各沿海地区设立盐场，洪武二十五年，各盐长又设立盐课司，由场大使常住，人别管理地方盐务生产以及其他盐政的相关事宜。

在设立场置官的同时，朝廷还编敛了盐场附近的百姓为灶户，命令其专门生产粗盐，输纳盐课。

所谓灶户，其实和军户一样，都是世代都要制盐的户籍，并且灶户制盐属于是一种徭役，灶户制盐并将制出来的粗盐缴纳盐仓等同于普通民户百姓供应赋役。

因此，灶户制盐是具有强制性的，不管灶户愿意与否，都必须参与，而且在粗盐的生产商已给与十分严格的限制。

灶户制盐，使用何种方式，要用那种工具，制盐的地点等都要有盐政官决定，所以这种制盐活动算不上是商业行为，而是属于政治任务。

灶户将制成的盐缴纳给盐场，而盐场则给灶户发放工本钞也叫盐钞，这东西可比烂大街的大明宝钞值钱多了，算起来和银价相差不大。

朝廷之所以如此严格的控制盐业资源的首要目的，自然是在与为了获取稳定的财政收入，因此盐课的产量乃是固定的，朝廷并不会鼓励灶户增加产量，因为超出盐课部分的粗盐，必然会流入市场，影响官盐的销售。

而私盐无论是哪个朝代，都是被严厉禁止的，洪武年间便明文规定：“凡盐场灶丁人等，除正额盐外，夹带余盐出场者，及私煎货卖者，同私盐法。百夫长知情故纵及通同货卖者，与犯人同罪。”

这条律法一直持续自明初开始，一直持续到清末时期才算是被废除，因此此时朱雄英想要开制盐厂，首先便需要搞定卖盐资格的问题。

简单来说，朱雄英如果不想自己制盐厂做出来的盐被打成私盐的标签的话，首要任务便是要获得盐引。

盐引，自宋时便有，是历朝历代发给盐商的食盐运销许可凭证，源于盐钞法。

盐引分为长引和短引，长引销外路，短引销本路。政府严格批缴手续和缴销期限，长引一年，短引一季，限定运销数量和价格。

只有获得了盐引的商人，才可以凭盐引到盐场支盐，又到指定销盐区卖盐。

而且盐引这东西，可不是那么好获得的，《明史·盐政议》曾记载，当时的盐业内资本非常集中，“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

要知道，洪武年间一年的税收总额平均不过“一千万两”。盐引“一本万利”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竞争者不知有多少，因此想要获得盐引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这就不得不提到朱元璋开创的一种盐务制度，那便是开中制。

《明鉴纲目》所载：“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请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商人卖鬻毕，即以原引赴所在缴之。帝从其请，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气候各行省边境，多召商中盐以备边储。计道里远近，自五石至一石有差。”

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便是，朱元璋用手中的食盐专卖特权吸引商人纳粟于边，根据边防军事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出榜招商。应招的商人必须把政府需要的实物（如粮、茶、马、豆、麦、帛、铁等）代为输送到边防卫所，才能取得贩卖食盐的专门执照，也便是盐引。

这一政策主要是因为，大明开国初期，朱元璋为了防卫瓦剌和鞑靼对中原的袭扰，设立九边进行防御。由于九边距离大明的统治中心遥远，后勤补给困难重重，为了减少这种负担，朱元璋便与山西商人达成了一个协议，山西商人向大同、居庸关等几大边关要塞输送粮食，而朱元璋则给这些商人盐引，让其可以拥有合法贩卖官盐的资格。

这一政策，在当时确实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朝廷补给九边的负担，但同样，却也损失了相当大份额的盐税。

那些商人靠着河东盐池的盐引，也迅速的垄断了两淮的盐引。

一开始每年节约了五百万石的后勤供给，但损失的盐税恐怕远高于这个数字，朱元璋之所以厌恶商人，说不好此事便是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洪武年间这一举措倒还算是合理，因为朝廷虽损失了一部分盐税，但朱元璋发放盐引十分谨慎，所以说是损失，但其实也不算太多，而朝廷还省去了将粮食送去边军的人力和路上的消耗。

可惜的是，这开中制度在历史上，朱元璋去世后，便一直没有被废除，明末时大明财政常年赤字，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这盐税收不上来的缘故。

而这个问题，其实应该始于此时还是燕王的朱棣，历史上，靖难之役，朱棣成功上位，因朱棣“雄心勃勃”，花销甚大，正常财收根本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也因此，他“创新”了大量的透支措施，其中最主要的便是依托朱元璋的开中制改良而来。

《明鉴纲目》所载：“成祖即位，以北京诸卫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