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年底，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对西安事变本身，杨虎城、张学良两将军的兵谏，他认为那自然是大义凛然的伟大之举。当时不以这种方法，是难以使蒋介石回心转意的。但更使马方晟敬佩的，倒是共产党出面调解的立场更为明智。他看到共产党不计前嫌，完全出于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只要求蒋介石团结抗战，别无他求。

马方晟认为这种豁达宽宏的胸怀，只有对前途充满信心的政治家才具备。从此，他看出共产党人绝非谋私短见之辈，而是些具有胆识，大仁大义和远大抱负的政治家。这几件事使马方晟对共产党，由不甚了解，到比较了解，由表面认识到开始接触到本质。他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他想救中国，就促使他进一步研究共产党。为此，他还通过老同学辗转订到了一份吴玉章在巴黎出版的《巴黎救国时报》。这份报纸是中国共产党在巴黎的一些同志以流亡学生的名义出版的。从这份报上，马方晟不仅了解到更多的国际上发生的大事，也可看到流亡在海外的中国学生是如何关心国家命运的。从这份报上，还可初步接触到一些马克思、列宁关于辩证唯物论和国家与革命的理论知识。

时间飞快啊，转眼半年过去了，1937年7月7日这天，驻扎在北平附近宛平城北的日本军队，演出了一场贼喊捉贼的把戏。他们硬说走失了一名日本士兵，要强行进宛平县城查找，以借此挑起事端。由此，同驻守宛平的中国驻军二十九军发生了冲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从此开始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并首先大规模地侵占华北。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随之平津沦陷，日寇直逼山东。山东的大门就要被打开，说不定明天就要听到炮声了。面对这危急的形势，马方晟心中焦急万分。他自幼受到的家教，就是忠于国家。就知道要像苏武那样宁死也要守节；要像岳飞那样，为国捐躯；像杨家将那样，满门忠烈。为了救国，他倾心致力于教育。他也确实给无数的青年灌输了爱国和救国的思想，培养了不少有志的青年。但是他看到，中国如此之大，国情又如此复杂，能有什么人掌握全局才能解救中国的危亡呢?又由谁才能去带动和组织全国民众呢?还有，谁能去解决那些横行霸道的军阀和遍地害民的土匪呢?或者，有谁能把这些鱼肉乡里，有枪有势而不顾国家安危的兵匪变为抗日的队伍呢?他想的很多，他自问自己，仅仅一介书生啊，既不懂孙子兵法，胸无雄韬宏略，又不会武艺刀枪，要抗日救国，光凭学问是不行了，光凭一番热情也是不行。但是，他有坚强的报国之志。“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他在日记中就写道∶“上海炮火异常凶猛，全国已入血战状态，自顾尚在此安逸消闲，能不愧死。……自即日起，应特别振奋，求有所报命国家，获取较大代价之牺牲，方不愧生世间。”日记中还写道∶“此时不便只身避难，只好不顾一切进行武力之促成，任何困难，准备忍耐下去。”至于依靠谁救中国，在他看来，靠国民政府吗?不行了。他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对它的信心。

就拿长山县的情况看，原来的袁县长也好，新上任的周县长也好，都是不学无术，不务正业，只顾自己的乌纱，还要巧取豪夺，搜刮民财。作为一县之长，对国家安危，毫不在意，依然天天沉溺于酒色。这样的政府官员，完全是些贪生怕死之辈。日本鬼子来了，不用说，十有八九没听到日本鬼子的风声，就早已逃之夭夭了。

这样的人是绝对靠不住的。不错，长山县还有个县大队，倒是枪支齐备。但这些人在县长和国民党县党部他们手中掌握着。此外，他还想到，山东各地不少土匪，这些人作恶多端，根本没有国家观念，他们将是抗日的重要障碍。当日本大兵压境，国家民族危亡之秋，国民政府又是那么软弱无力，甚至采取退让妥协。如此下去，实在使人担心。再看看山东齐鲁大地上，当政的韩复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尚难以预料。

看看山东的这些军阀，看他们和日本人的要员频繁接触，不是举杯祝福，称兄道弟，就是密商会谈。按说韩复渠的兵力还是有的，装备也不差，但就看他的枪口要对准谁了。也看到何应钦地位不算不显赫，手中也握有军权，但是何应钦照样同日本人签“何梅协定”。韩复渠又是地方派，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而是山东的土皇帝。

他要占山为王，必须有自己的力量。韩复渠能不能听从蒋介石的命令和调遣，都难说。他抗令不从，早已有之，蒋介石对他也无法。如此看来，韩复渠为保存自己实力，不去抵抗日军，但也不投降日军，而有可能不顾山东人民的死活而自己拉队伍逃跑，这是完全可能的。

经对国民政府及山东和本县地方势力等的分析，他基本上对他们都持否定的态度，认为从上到下，都不能算是可靠的人。不仅不可靠，其中有些人还很可能认贼作父，投敌叛国。面对这严峻的形势，偌大的中国，就找不到一支可靠的救国力量。

就在这时，马方晟想到了中国共产党。他不仅推崇中共在长征中体现出对信仰的忠贞和对必胜信念的坚强，还敬仰中共在处理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