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两头，再说说国内的形势，正当日本军不断的侵略中国，全国面临民族危亡之秋，全国各地不少仁人志士，有的在共产党领导下，起来组织民众，准备担当起抗日救国的历史重任；有的人出于民族正义，自发地组织起武装，也准备反击日寇，保卫家乡。

但是，在这乱世当中，也不乏不义之徒，趁国家危亡之机，大发国难财。他们之中，有的本来就是土匪，有的新拉队伍，都树起各种好听的旗帜，干着祸国殃民的勾当。看那些土匪、地痞、流氓，纷纷出笼，借机扩大队伍，横行乡里。一时间，五花八门、各种名目的队伍应运而生。他们有了人，有了枪，拳头就硬，不管队伍大小，都自封为司令。那时，真是司令多如牛毛。他们这些人，有的本来就是土匪头子，乘局势混乱，又沉渣泛起。他们匪性难改，到处抢劫杀人，无恶不作。这对抗战的人民来说，又增加了一层灾难。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再说说马方晟，自从乡亲们请他回长山担任长山中学校长以来，勤于耕耘，精于课程，几年工夫，把一个长山中学办得有条有理，十分兴旺。人才辈出，遍及四面八方，长山中学也随之闻名遐迩了。马方晟眼看着一批批学习成绩优良的学生毕业离校，他的心情犹如农民丰收的喜悦。不少学生离校之后，还和马校长保持着私人通信联系，或求教学问，或探讨人生。马方晟无不耐心细心复述，讲述自己的观点，给青年以鼓励和厚望。马方晟被学生称之为良师益友，是当之无愧的，也是他辛勤劳动的应有回报。

马方晟在回顾几年的经历时，无不感慨万端。他回想，从中学时组织反日会，在街头发表慷慨激昂的反日演说，到北洋大学再次组织反日爱国活动；从参加国民党到退党和被通缉；从中学、大学毕业，到流浪和实践过程 ，再到南通，在政治上、思想上均经过了一段由幼稚到比较成熟的过程。期间，国内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引起了他的思考，使他逐步清醒了些。比如，“九一八”事变，关东的张少帅奉命入关，日本鬼子得寸进尺，蚕食我东三省和热河，谁之过?第二年，日本人又进攻上海，发生了“一·二八”十九路军抗战。国民政府却不予支持，反而想方设法同日本人搞妥协，致使十九路军抗战无援，中途撤出战斗。这又是谁之过?不是都很清楚嘛!

可是，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不抵抗日本侵略，却调集重兵去围剿红军。马方晟对蒋介石这种“相煎何急”的行径十分气愤。他十分不平地说∶“不去打日本，而去打内战算何英雄。”他在不断地思考这些问题的原委和结果，由此，思考着中国的前途，产生了苦闷，只好一头扎到教育事业上，默默地培育青年人，把治国救民的希望灌注到教学方面去了。

马方晟对国民党是经历了一个由信仰到背弃，由希望到失望的过程。但在这同一时期，他对共产党却经历了一个从不大了解或了解不深，到了解和对之敬慕的过程。随着历史的推移，有一些重大事件，加深了他对共产党的了解。他阅读过记述红军长征的书报，譬如根据美国记者斯诺1936年访问陕北的通讯编译成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陈云撰写、署名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以及范长江在《大公报》上连续发表的《中国的西北角》。从这些书报文章中，马方晟了解到中国工农红军在蒋介石军队的追击中，历尽千难万险，经过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最后到达陕北。他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他从中想到，如果没有一个高尚的信念和理想，没有必胜的信心和特别坚强的意志，是难以在陕北会师的。而这种信念、信心和意志，又来源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在他的心目中，似乎树起了一个克服困难的伟大的形象，使他敬佩，甚至使他向往。他认为红军长征的毅力，应该是青年人战胜困难的学习榜样。还有一件事，当年发生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当时的形势是，日本人不但占领我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还在继续大量调遣军队入关。在敌人的压力下，国民政府不但不敢抵抗，反而步步退让。

1935年7月6 日，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订立了“何梅协定”，完全接受了日本的条件。那就是∶取消河北省及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河北省的中国驻军，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被撤职，更换平津两市市长，撤销北平军委分会，停止河北省的反日活动。如此一来，中国对华北的军政都无主权了。这还不说，在日本人支持下，汉奸正在组织冀东自治政府3和内蒙自治政府。国民政府屈从日本人的作为，使华北危亡在即。

这华北危亡之秋，在共产党领导下，同仇敌忾，发生了“一二·九”运动，发出了救亡图存的呼吁。北平学生万余人，不怕军警的枪弹刺刀，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自治”。紧接着，一当亲日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学生们又于12月16日再次冒着危险，举行了另一次规模更大的游行。3万多北京大、中专学生，走上街头，高呼∶“反对华北自治。”这两次爱国大游行，都是为了挽救危亡的华北和全中国，在思想上受到很大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