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天亮得早，六点半初阳就给云层罩上一层金辉。七村的家属楼里一片鸦静，只有凌家的厨房飘出油香。

“糯米凉了没？要不再浸点油吧。肉切小了，粗一点好，别让人家说我们缺斤少两。”

黄巧说是五点起来蒸糯米，却既担心又兴奋，一晚上没睡着，四点多就起来泡糯米，还给全家人做了荷包蛋疙瘩汤。

这会儿临到要出门了，黄巧越发紧张，一会儿觉得糯米油腥不够，一会儿怕客人嫌凌采禾给的肉少。

工人就是实在，尤其黄巧是接班进厂的，父母也都是工人，从小吃大锅饭，习惯自己吃亏，也不能让外人瞧不起。

重生回来，凌采禾知道这样的傲气在即将到来的时代行不通，但她不急于马上给黄巧灌输。

一边将切好的肉条赶进搪瓷碗一边说：“舅妈，我这是去做生意，做生意就是要赚钱的，一个素糯米春卷我卖六角，带肉的卖八角，如果别人给我八角，我就死命给他加肉，材料成本都顶到八角了，那我还赚什么呢？这还不算人工费、燃气费。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黄巧犹豫了下，“也是，舅妈不懂，就不瞎出主意了。”

凌树军吃完荷包蛋疙瘩汤，在门口喊：“走不？”

凌采禾和凌树军一起把灶、液化罐搬上板车，黄巧端着一锅糯米下楼。凌采禾抬头看了看，凌有也起了个大早，正趴在窗户上往下看。

凌采禾比了个“yeah”的手势，凌有冲她挥了挥拳头，那意思是有人欺负你，你就跟我说。

迎着曦光，凌采禾和凌树军一起来到厂门口。

这时，七点的起床广播已经开始，男女播音员正在字正腔圆地喊着口号。

上班大军还未到，送工车停靠的地方也空空荡荡。但面摊和包粥铺早就摆开阵仗，大锅腾出白茫茫的热气。

起得特别早的工人陆续来到面摊，付过钱，坐在长条凳上等着面上桌。

工人们都是老相识，凌树军认得那些人，一想到自家外甥女出来摆摊，脸上一时挂不住。

凌采禾明白他的顾虑，连忙说：“舅舅，我要开始了，您今天就先回去吧。”

凌树军既想赶紧走，又担心凌采禾，怕客人来了，她一个姑娘家应付不过来，怕她弄不好液化罐出事故。

“别小瞧我啊。”凌采禾麻利地架好灶，管子与液化罐稳稳连在一起，一点火，铁锅就开始滋滋作响，“您还不回去，是想当我第一个客人？”

赶走凌树军，凌采禾有条不紊地将要用到的搪瓷碗摆在铁锅边，里面装的分别是蒸好的糯米、肉条、葱花、面皮，顺序也有讲究。

然后在铁锅的另一边放一个纸盒子。等一会儿有客人来了，往里面丢零钱，给钱现做。

广播喊完口号，又播了几条新闻，开始放港台流行音乐了。

再往前几年，这些讲爱情的歌被叫做靡靡之音，现在已然成了唤醒工人们的“闹钟”。凌采禾不由得感叹时代的车轮隆隆向前。

一切准备就绪，她一边哼着小虎队，一边笑着和经过的工人打招呼。

进厂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在家吃过早点，有的刚在面摊包粥铺上吃完，有的拿着塑料口袋装的包子糍粑。他们都诧异地看着凌采禾，对这突然冒出来的摊子很是好奇。

“这不是老凌家的姑娘吗？怎么摆摊儿来了？”

凌采禾闻声抬头，只见一个四十多岁的矮个男人站在板车边。

凌采禾认识他，这是舅舅车间的同事，叫王庆满，热衷显摆，大夏天的肩上居然扛着一件皮衣，每天早上雷打不动上面摊，就为了让大家看看他生活过得多好——三两面一块五，别人一周也就吃个一两回，他阔绰，天天都能吃。

凌采禾对王庆满没好感，但来者是客，她笑着招呼：“王叔，吃早饭没？来不来个糯米春卷？”

王庆满指指面摊：“吃过了。春卷还能用糯米包？”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第一辆送工车也到了，住在一到四村的工人纷纷下车。

凌采禾一看机会到了，立即将火开大，给油加热，还丢了几瓣蒜下去，香味一下就起来了。

“糯米顶饱啊，有肉的八角钱，没肉的六角，保管您吃了一上午都不饿！”凌采禾大着嗓门回答，看似说给王庆满听，实则是吆喝给经过的工人听。

王庆满不屑地剔牙，“现在早就不是吃饱就够的年生了，还要吃好，像我，刚吃了一块五的面……”

向王庆满这样打肿脸充胖子的毕竟是少数，下车的工人被香气引来，又听到凌采禾刚才那番话，好几个停下脚步，“你这春卷要炸多久？”

凌采禾吆喝时手上也没闲着，已经包了两个加肉的春卷下锅，这会儿已经炸好了。

她将金黄的春卷放在架子上沥油，冲客人道：“你们来得巧，已经好了，晾一下，马上就装包。”

问的客人本来还没决定买，但一看炸都炸好了，八角一个也不贵，于是都掏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