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他杀的证据；如果找不到，再找自杀的证据；如果还找不到，就是意外死。”

“……我觉得这个标准很似乎模糊。”郗羽说。

“不，这很严谨，并且很有效。警方有一套详细的判断标准，如果按照标准一一校准条件，可以快速得出意外死、自杀还是他杀的结论，出错可能性较低，”李泽文说，“但这也只是‘较低’，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

“在司法实践中，”季时峻补充，“最难判断自杀和他杀的就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溺水死亡，一种就是高坠死亡。很不幸，潘越的案件就是后一种。在没有目击证人的情况下，趁着一个人不注意把人从楼顶上推下去和他自杀跳楼这两种情况是很难判断的。”

郗羽默默点头。她算是看过一些推理小说，当然知道这样的案子是最难破的。

李泽文说：“警方的原则是‘命案必破’，如果破不了案，年终考核也不光彩。警察是公务员，是官僚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情况下，他们做事的逻辑是基于让问题消失而不是让问题得到解决。”

“‘消失’‘解决’……”

郗羽仔细咀嚼着李泽文的话。她领悟力其实不差。解决问题和让问题消失看似相似，其实处理方式截然不同。

“类似亚历山大砍断绳索的故事？”郗羽问两位教授。

“你可以这么理解。”李泽文道。

这是一个著名的传说故事。2000多千年前，亚历山大大帝进兵亚细亚。当他到达亚细亚的弗尼吉亚城时，听说城里有个著名的预言：几百年前，弗尼吉亚的戈迪亚斯王在其牛车上系了一个复杂的绳结，并宣告谁能解开它，谁就会成为亚细亚王。亚历山大他举起剑对准绳结，狠狠的一剑把绳结劈成了两半，这个保留了数百载的难解之结，就这样轻易地被解开了。

解决一个案件其实是件很难的事情。彻底解决案件，你就要顺藤摸瓜找到案件的每一个要素，就好比解开一个复杂无比的绳结；但是让案件消失，就好比亚历山大砍断绳结的过程，直接砍断，就没有“问题”存在了。

“我不是说警方会草菅人命，但对坠楼这样的简单的案件，他们一定会出具一个结果，”李泽文看出了她在想什么，直接道，“只要没有明显的疑点，就会归纳到意外死和自杀两种情况；倘若有证据证明某人某坠楼前情绪低落，遭遇变故，那结论会倒向‘自杀’——同时，如果此人还留下了一份遗书，那就可以办成铁案了。”

季时峻道：“还有一点也要考虑，那就是校方的态度。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只要出了学校的负面新闻，校方的态度一定是息事宁人。对学校来说，没有什么比‘影响学校名声’更可怕的事情，学生利益永远在校领导的利益之后，越是名校越是如此。校方一定会在最短时间内把这起人命案压下去。通常来说学校方面的施压都很管用，毕竟警察的孩子也是要送进学校读书的。几个入学名额可以换得警方快速侦破结案，那又何必把一件明显的有自杀动机有遗言的自杀案搞得天翻地覆？”

李泽文继续耐心科普：“而且，对自杀人员做心理分析和侧写也是不可能的。基层派出所和公安分局工作量太大，接警电话可以从早响到晚，哪有这个时间去请教心理专家？更何况，案件发生在十几年前，大部分警察是没有对死者做心理侧写这种认知的。就算有这个意识，他们也很难找到真正专业的从业人员。实际上直到现在，心理侧写在国内都是玩笑一般的存在。”

“当年我能理解，现在居然还不重视心理侧写吗？”郗羽很吃惊。

季时峻反问：“你在美国看过那种破案的美剧吗？”

“有机会就看一点。”郗羽点头。

实际上她在美国这几年，也就只有“偶尔看看破案美剧”这一个娱乐了。

季时峻说：“在美国，心理侧写从理论进入犯罪学领域花了数十年时间；而国内呢？现有的理论完全是舶来品不说，还很原始，想要嫁接美国的套路又水土不服，专家们得出的结论千差万别，有人甚至连简单的鉴别都不做，直接拿外国人的理论往中国人身上套，时不时还会闹几场笑话。在这种情况下，心理学在警方的工作中几乎没有生存余地。”

郗羽凝神听着两名专家上课。

“在这种情况下，警察的调查也只能触及表面。比如一起杀妻案，警察根据已知信息判断，丈夫因为迷上女性网友而杀妻，”季时峻说，“但真相却是另外一种，如果丈夫没有在网上遇到异性网友，可能更早的时候就预谋杀妻了。”

“信息，是一切的基础。”李泽文说。

“也就是说，要拿到之前的案卷是吗？”郗羽问。

李泽文用容忍的目光看了一眼郗羽：“当然，收集信息是永远是侦查工作的第一步。不收集信息，侦查无从进行。”

“十几年前的案子还会有资料吗？”

季时峻道：“郗羽，我和警察有合作过，知道他们的工作方式。当年的案卷肯定还在公安分局的档案室。”

郗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