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样一件事情，范仲淹同学在应天府书院里的人缘差到了极点，范仲淹不太想出名却名声大噪，不太想成为众矢之的却意外的成为了众矢之的，范仲淹只是想安安静静地读书，只是想赶紧参加进士科考试，他知道，这一次，成绩一定不会辜负自己多年以来的努力，他更知道，自己很快就会步入仕途。然而，就是在这进士科考试冲刺阶段的关键时刻，范仲淹出现了心理问题，他总是睡不好觉，总是注意力不够集中，总是想东想西，难以专注。而第一个发现问题的就是对范仲淹人生影响最大的娄老师。

这本来是应天府书院极其普通的一堂课，普通到再也不能普通，然而，这堂课却因为大多数同学的表现变得极其不普通。

应天府书院为了让学生在进士科考试中取得更好看的分数，更高的名次，科举考什么，应天府书院就讲什么，科举考诗赋，那应天府书院就讲诗赋，这堂课，娄老师手里端着一个小茶壶，步态稳健地走进班级里。

没错，这堂课要讲的就是诗赋，更加准确地说，是讲解诗赋中的诗歌，诗歌中的五言绝句。

在这堂课上课的前一天，娄老师给班级里的学生布置了一个作业：写一首能反映底层人民生活疾苦的五言绝句。

第二天，收作业，只有一两个同学没交，而交上的这一首首五言绝句，娄老师一首一首的去看，竟然没有一首入他的法眼，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范仲淹第一个交作业，他写得这首五言绝句被压到了最后，直到看到最后的一首，也就是范仲淹的那首《江上渔者》，娄老师的眉头才渐渐舒展开来。

写得真的很不错，有一说一，就是这样。

娄老师用他洪亮的声音，把这首《江上渔者》当作范文朗读了一遍：“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娄老师读罢，感慨万千，而又特别有幸甚至哉的感觉，也有念兹在兹的那种厚重的责任感，娄老师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我庆幸，我大宋王朝，又多了一个杜甫！同学们，这首五言绝句写得多好呀，虽然只是寥寥几笔，却把江上渔者勾勒的那么生动形象，虽然并不直接表达自己对江上渔者的同情，但是微言大义，同情底层人民疾苦的拳拳之心就在字里行间都能让我们感受的到啊！”

这时，富家子弟鼓掌，大声叫好。但是，没有一个人附和。很快，教室里传来很不和谐的唏嘘声，紧接着，很多同学开始喝倒彩，娄老师并没有制止，范仲淹也一直听着，但是我们肯定知道，此时此刻，范仲淹的心里并不舒服，或者说，他心情极差。

之前曾写过这样一个词语“欺强”，意为“弱者团结起来欺负强者”，什么叫欺强，这就叫欺强。

显然，娄老师之前对范仲淹的谆谆教导，有相当一部分成了范仲淹的耳旁风，毕竟，范仲淹年少轻狂，很多时候自以为是，但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娄老师曾不止一次地告诉范仲淹：“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要只是去走上层路线，既要交好上层的人，又要和底层的人搞好关系，这样才能混得好，吃得开，你在应天府书院，只是跟那些讲师教授和学习成绩极其优异的同学打交道，这样是要吃亏的。你不去关注那些学习不好的后进生，不去和他们打交道，他们什么事情都没有，也不会去学习，整你，倒是绰绰有余。”

范仲淹恍然大悟：“几个小人物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推动你成功，孟尝君手下的鸡鸣狗盗之徒除外，这是极个别的案例，但是，绝大多数小人物，如果你得罪了他们，他们会有无数种办法让你不成功。”

现实给范仲淹上了一课：小人物，也是应该充分重视的。

接下来的范仲淹生活在这些他曾经瞧不起的小人物们给他带来的语言暴力与冷暴力环境中。

有一天下了课，娄老师把范仲淹单独叫到办公室，跟他贪心。

他（范仲淹）困惑：“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在人群中展示出自己一丁点的个性？”

娄老师告诉他：“个性者出局，到哪里都逃不出这个定律。”

他困惑：“我只是说了我自己想说的，我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为什么这么多人讨厌我？”

娄老师叮嘱他：“从今往后，不要说自己想说的，而是说自己应该说的。不要做自己想做的，而是做自己应该做的。这样，得罪人的概率将会大大减少，渐渐的，你的人缘就会好起来。”

范仲淹追问：“那学生不知道，什么是应该说的，什么是应该做的？”

娄老师告诉他：“符合自己当前身份的话是应该说的，符合自己当前身份的事情是应该做的。”

范仲淹：“愿闻其详。”

娄老师：“比如说，你天天嚷嚷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你现在还没有进入体制内，这样宏伟的事业是宰相应该做的，是宰相应该想的，而对于一个宰相来说，要做到这一点的的确确很难很难，而你一个学生，又没有太显赫的功名，也不是一个进士，这自然不是你应该想的，不是你应该做的。”

“我们换个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