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子，真是个疯子......”

一回想起今天早朝上姜正轩据理力争、挥斥方遒的那一幕，朱翊钧就脑瓜子生疼，他确实是想把姜正轩当成工具人搞一波大事，为此还暴露了潜伏已久的王文素以求安稳。

但姜正轩搞出来的事太大了，朱翊钧原本以为他是想为自己私自开仓放粮的事据理力争，大不了再为嘉兴百姓争取两年免赋，电视剧里不都是这么演的吗？

到时候他顺口就把嘉兴的税给免了，再借故责骂张居正几句、把“君臣不和”的这出戏码给做完、鱼不就钓上来了？

谁知道姜正轩跪在那里吓得都发抖了、还是决口不为自己辩护，他直接把火烧到了整个江南的士绅们身上，竟然是想要搞均田均役！

均田均役啊......那个混蛋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这可是历史上终万历一朝都没能解决的大事件！

与大多数人对明朝的印象不同，大明不仅有官绅一体纳粮、理论上来讲士绅也是必须服杂役的。

从制度上来看，大明确实是有官员士子优免税赋和杂役这项规定，但关键词是“优免”而非“免除”，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比如像张居正这样的一品京官，他在理论上可以免除三十名血亲、一千亩农田、三十石粮食的税赋与杂役，超出的部分必须按正常标准缴税服役。

而这三十石的优免也没有那么优渥，大明的杂役分配是根据百姓缴纳税赋的多少来分配的，基本原则是富人和大户多服役，穷人和平民少服、甚至不服杂役，官府按缴税多少详细地把各档次的杂役都列了出来，由满足这些条件的百姓轮流承担杂役。

比如如果张居正本来每年要交四十石的粮食给朝廷，这三十石的优免不意味着他就可以只交十石粮食，而是让他需要服的杂役从四十石那一档变成十石那一档。

这样一来如果张居正本来需要负责接待过往官员，那他经过优免之后就只需要给朝廷看一个月的仓库了，但该交的四十石税赋还是一文钱不能少。

张居正能庇护的三十名血亲也是同理，他们还是得一文不少地给官府缴税，但杂役就可以被大大减少，反正朝廷本来就只收百分之三的田税，能把杂役免掉百姓就非常高兴了。

这套制度设计之初的立意是很好的，但奈何但凡是由人来执行的制度，最终就一定会被复杂的人性所裹挟，最后成为食利阶层剥削人民的工具之一。

比如某告老还乡的前任内阁首辅徐阶，他名下的田产以万计数、托庇于他的农民更是不计其数，这就严重超出了朝廷规定的额度。

但徐阶告老还乡了、他的学生张居正还在内阁当首辅呢，徐阶的门生故旧遍布朝野，就算是告老还乡了也能靠往日的余威轻易拿捏一个知府。

负责分配杂役的官员连七品都不到、就是个鼻屎一样大的小官，给他十个胆子也不敢去让徐阶来缴税服劳役，怕是刚进徐府的大门就得让仆人给丢出去。

然而杂役总归要有人来服、朝廷的税赋更是一文钱也不能少，地方官就只好咬牙把这些权贵的份额摊派下去，把本应由权贵承担的杂役大头摊到了普通百姓头上。

比如押解粮食进京，这种本应由士绅大户承担的杂役被摊派到了普通富农的头上，被分配到这项杂役的百姓十之八九会惨遭破产，为了躲避严苛的杂役，百姓必须将土地投献给有功名的士绅。

这几乎成为了比“土地兼并”更为严重的政治问题，毕竟这是个讲宗亲、邻里的古代，地主们不可能直接派人打杀了自耕农抢夺田地，那是藩王们才干的事，士绅老爷们还是要讲究一个体面。

他们必须等待一场灾难，一场把自耕农们逼得不得不把自己卖身给士绅老爷们的灾难。

而杂役就起到了这样一个效果，它极大地加速了自耕农和富农的破产速度，逼得很多人不得不将土地投献到有功名的士绅老爷名下，朝廷掌握的纳税服役人口也因此稳步降低。

如果这都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那就让我们换个说法：经过百余年的安定繁荣和休养生息，掌握在朝廷手中的户口数不仅没有增多，反而还不如刚刚经历了元末战乱的洪武年间！

这本来是朱翊钧准备留到自己羽翼丰满、大势已成之时再进行的大工程，不过既然姜正轩提出来了、时机又这么恰到好处，那就干吧！趁着张居正这位国宝级的首辅还年富力强，尽可能把大明的顽疾给解决掉一部分。

历史上有一位叫“徐民式”的官员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士绅们的反抗极为剧烈，轻则“义民”暴动袭杀官差，重则勾结倭寇、盗匪、乃至白莲教徒掀起暴乱，江南地区的改革根本无法推行下去。

这是因为历史上的万历皇帝起过改革的心思，但所有人都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因为江南该收的税还是能收上来，需要的劳役总还是能凑齐，这个问题还没严重到不得不出重拳的地步。

所以朱翊钧要让问题在可控的范围内急速恶化，大明正在一片繁荣中悄然走上下坡路，朱翊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