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瘦削，但精神很好，穿着蓝色的粗布衣服，脚上穿一双厚底布鞋，完全像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我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心想，中央负责同志不避风险，亲自到这偏辟穷苦的山区来指导工作，对我们矿工是多么关怀呀！

少奇同志笑容可掬地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辛苦了，跑了这么远的路，累不累？”

我连忙回答：“不累，不累。”

少奇同志拉着我的手一直回到屋里，一位同志送来了茶水，少奇同志热情地让我喝茶，还问我饿不饿？

我说：“不饿。”接着又对少奇同志说：“我还需要当天赶回去呢！”

少奇同志说：“好，应当早赶回去，敌人统治很严，住下也不合适，喝点水，休息一下，简单地把你们那里的情况谈一下吧！”

我向少奇同志汇报了煤矿工人受苦的情况，敌人的武装力量和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情况，少奇同志全神贯注地听取了我的汇报。

少奇同志问我，工人们有什么要求。我说：“兄弟们太苦了，大家都翘着脚盼望八路军早些把他们解放出来。”

少奇同志指示说：“要使工人不受压迫不受苦，就需要我们搞好地下工作，团结广大群众，积蓄幷保存力量，巧妙地灵活地和敌人进行斗争，创造反攻的良好条件，万不可有急躁情绪，要树立准备作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

我倾心地牢牢记下了少奇同志的教导。

少奇同志问我工作有什么困难？我说：“在矿井下干活接头开会不方便，活动也受限制，最好能在洪山镇开个小饭馆，这样开展活动，救济工人都方便……。”

少奇同志说，这样做比较好，但不要把生意搞大了，免得引起敌人的怀疑。少奇同志一边说着，一边指示淄东工作部的同志给了我50块大洋（银元），幷说，这钱作为你们的活动经费和救济工人用，从现在起，你们可以自力更生了。

我汇报完以后，少奇同志说，“我们吃饭吧！”我知道，当时同志们的生活是非常苦的，经常吃糠咽菜，高粱饼子和咸菜就是最好的饭食了。但是少奇同志还是叫人新摊了小米煎饼，跑出三里多路买来了羊肉、豆腐。当同志们把这样的饭菜端到我脸前的时候，我的眼圈有些湿润了，党是多么关怀我们工人啊！

吃饭的时候，少奇同志还指示了一些发展组织、散发传单、接头开会的秘密方法。

下午，日头大西了，我告别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送我到大门口，紧握着我的手说：“回去后坚持斗争，胜利时再见。”我走出老远了，少奇同志还站在门口看着我。

当天夜里我赶回了矿山，把少奇同志的会见告诉了同志们，大家的情绪像火山一样沸腾了。

按照少奇同志的指示，我在洪山镇开起了一个小饭馆，起名叫《玉来饭庄》，发展组织，秘密搜集情报，开展抗日宣传，组织工人掀起反抗斗争……

1943年，淄博大歉年，矿工们的生活非常困难，地下党支部便发动群众连续组织了几次抢煤、抢粮活动，特别在宣传抗日活动中，党员杨学胜利用晚上在炭矿的广场上放电影的混乱机会，把一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贴到一个日本兵的后背上，让他带回营房，敌人在大惊之后也知道我党地下活动又深入到矿区，《玉来饭庄》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经常到饭庄转悠，晚上也发现被监视。当上级指示要我马上撤出《玉来饭庄》后，饭庄便遭到了敌人的围袭、破坏……

1964年，我曾给刘少奇同志写过一封信，汇报了我的情况，不久，收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回信，幷来了两位同志访问了我，把我从事地下斗争保留下来的子弹、炒勺等八件实物收去，存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幷赠我一枚纪念章作为留念。

（韩丙祥采访整理）

说明：

据《淄博矿务局局志》记载：1942年刘少奇来山东，在临沭县接见淄博职工部长许光明。

这是许光明同志陪同刘少奇到了青州府的杨集村，捎信，叫陈守法（采访时已经95岁）同志去汇报煤矿工人运动的一段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