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九月的渝都，乌云低垂，淅沥沥的秋雨下个不停。坐落在嘉陵江畔的一座小楼被江雾笼罩，四周污水横流。

小楼的第四层是一个可容纳七八十人的会议室。罗广斌在这会议室被两派势力轮番审查已经两天了。第三天下午，渝都市公安局也介入了对他的审查。主审他的是刑侦处的处长刘子峰。室内挤满了男男女女，几个人后掀罗广斌的胳膊，让他当“喷气式飞机”，另几个人却压着他的脖颈，让他低头认罪。

刘子峰要求大家松手，而后对罗广斌严厉说道：“罗广斌，今天公安局正式审问你，请你如实坦白。”

“我多次说了，我不是叛徒，没有什么可坦白的！”罗广斌抬头挺胸道。

“那你就谈谈，你的家世和你是怎么被捕出狱的？”刘子峰说。

“我在《红岩》书中写得很清楚了。”

“不行。《红岩》是瞎编滥造的。”围观者起哄，“原汁原味的坦白。”

“先交代出身。”刘子峰打开笔记本，另一个警察打开录音机。

“好吧。”罗广斌有气无力，沉思一阵，说道，“我一九二四年出生于四川省忠县石黄乡。父亲叫罗宇涵，是为清末秀才，曾出任四川大学训育主任。生母也有文化，曾在成都司法界当过文书员。我自幼离乡在成都上学，中学毕业后，当过小学教员。抗战后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活动，后被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发展为地下党员。”

“你被捕后，为什么享受特出待遇？”刘子峰问。

“这，这...”罗广斌皱眉吞吞吐吐。

“说！”一个矮胖子踹了罗广斌一脚。

“这是我最不好解释，也让我最蒙辱的问题。”罗广斌痛苦地摇头落泪，“我同父异母的兄长罗广文，当时是‘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他于一九二四年从忠县中学毕业后，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就读；未及毕业，又考入横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一九二九年三月，哥哥毕业回国，途经广州时，得到黄埔军校广州分校主任林振雄的引荐，到该校任教官。一年后，他进入十八军，任炮兵营中校营长。由于他治军甚严，得到上峰的信任，不断升迁。一九四八年夏，兄长被任命为第七编练区司令兼一0八军军长，驻兵川东。当时‘国民党军军统局局长毛人凤、西南站站长徐远举知道我是中共地下党员，且清楚我与兄长的关系。他们忌惮兄长投共，于是秘密逮捕了我，并把我关进白公馆。开始未对我施加酷刑，生活上也给予优待，允许我读书看报，但严格限制人身自由。在狱中，我看到徐晓、江芸、刘志等共产党员，屡受酷刑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令我震撼，深受教育。他们不改初心，笃定信仰，不出卖同志的高贵品质，令我钦佩，这更坚定了我跟中国共产党走的坚定信念。不久，父亲和兄长保释我出狱，特务们软硬兼施，逼我自首，脱离中共......”罗广斌脑际出现当时场景——

渝都白公馆审讯处。24岁的罗广斌，戴着手铐和脚镣，昂首挺胸站着。‘国民党军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眼神飘忽不定，压低声音道：“志斌，你与党国为敌，属于杀无赦之徒，但念起你哥广文是党国良将为你担保，你父亲为你求情，我可放你一马。”

罗广斌漠然淡定道：“好呀，请打开我的脚镣。”

徐远举皮笑肉不笑：“但是，你要做自白，和你的党组织永远割断关系！”

罗广斌望着脚下沉重的铁镣，大义凛然：“休想！我没有什么需要自白，拿起你们皮鞭吧，举起你们尖锐的刺刀吧！我知道：你们饶不了我，正如我饶不了你们一样，毒刑、拷打、枪毙、活埋……你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是一个人，不能像狗一样地爬出去，我恨煞那些怕死的东西！我没有同党，什么也没有，我的血肉全在此地！”

罗广斌回忆画面淡出，继续交代：“我不自首，反而夹着行李要住进牢房，誓把牢底坐穿。特务们拿我没有办法，不放我，也不把我关进政治犯监狱，成为‘特殊犯人’。”

室内的人，有的点头，有的好奇，有的脸布阴云......

“你们19人是怎么出狱的？”刘子峰问。

“这是1951年以来，党组织好多人始终纠缠不放的问题。”罗广斌抬起头，“我再说一遍，就是杨庆典放的。”

“不会那么简单。你把杨庆典释放你们的经过老实交代清楚！”有人在后推搡罗广斌说。

“好！”罗广斌眯起双眼，深深吸一口气，做深度回忆，“一天放风......”他开始回忆——

白公馆监狱放风活动场。罗广斌站在场地一侧，抬头看天，伸着懒腰。从各牢房走出的“政治犯”，戴着脚镣手铐，缓缓出监，有的低头看地，有的远望青山。徐晓缓缓走近罗广斌，面容带着凝重和赞赏：‘志斌，你是好样的。党组织知道你身份特殊，估计敌人不会杀你。你要千方百计出狱。”罗广斌会意点头。徐晓压低声音，“看守班长杨庆典，本质不怀。我们曾感化他，有弃暗投明意愿，你如果有机会也多做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