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vig家的钱家人

几个月前，谁也没料到“一块钱”的袁大头能就这么走了。彼时他还是中华民国大总统。上至官员下至百姓，也还都在纷纷观望。

有的说眼瞅要变天，南边儿肯定闹兵祸。有的说那哪能？一准儿到时候孙中山得管。盼着回到有皇帝当家日子的人念大清的好儿，也有那自觉思想上先进，但又闹不明局势的“激进分子”对新时代道听途说。

“民国”、“民国”，这个词儿伴随着时下的“复辟”、“民生”、“革.命”等等的时髦用语整天见报。那些个年轻的大学生们也都三句不离，五句不落，可对老百姓来说，啥叫民国谁也不知道，民国该是个什么样儿就更没人能说个明白。总之，上头还有个皇帝或者旁的什么人顶着，总是好的。

就在这种气氛不明，乱七八糟的年景里，北京闷热的秋天依然来了。

六国饭店三层的309房间是一间固定的套房，表面上属于德方达姆勒尔公司的驻华贸易机构。而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荷兰乃至国民政府，或那些于乱世中尚处萌芽的潜在力量......任何一个想在国际舞台上依靠武力与情报争夺利益的国家，他们的在华相关人员，大都对这个门牌号码深谙不已。

它意味着模糊的无政治状态，和可获得的先进军工资源及最全面的时时情报。

然而，少有人能被邀请进入309号，他们大多只能在饭店的餐厅或酒吧，会见传言中的贸易代表。

由于曾多次被无端闯入，饭店专门为309号配备了固定的客房服务人员，并在三楼的走道上设立了一名守卫，每日由六国巡守士兵中派出，轮流当值。

今日轮值的是一个矮个子的日籍士兵。此刻，309的房门在他的注视下打开，三个男人从中走出，经过他的小台桌，他举起桌上信件：“先生，这是昨天的。”

最后一个朝他点头，接过信，三人下楼而去。

秋日的阳光一点不比盛夏温和，它们甚至更热烈，由豪华餐厅里宽敞的拱形落窗直射进来，餐桌、地板洒满被窗棂分割后的光芒。在它够不到的地方有几张桌子，坐着用餐的客人。

十二点钟，还是太闷热了。

年轻的侍者走向一张四人桌，将三杯葡萄酒和一盘格鲁耶尔奶酪放在桌上，对其中一位男士说：“挪亚先生，辛慈先生说他半小时之后到达。”

他是个白俄，中国话说得非常含混，带着短促浓重的鼻音。北京城里有不少和他一样的俄国侨民，或者说，是流民。

“伊万还是萨沙？还是别的什么？”餐桌旁带贝雷帽的男人问他，他有一双极狭长的眼睛，高耸紧致的颧骨，是蒙古人强势血液的表征。

“伊万。先生。”侍者有些局促，他十七岁，处在欧亚男子容貌最丰美的年纪。

狭长眼看了他一会儿，摆手放他走了。

“我见过他。”狭长眼说：“他和莘慈，”他立起左手的小拇指：“是这个。”

“别胡扯了钱易，他比莘慈长得还像女人。”呛声的青年叫钱敏，长得黑黑壮壮，留着一排小胡子，少年老成。

“谁胡扯了，我看见两次了，”钱易看向挪亚，也就是钱骓：“不信你问少爷，少爷也看见了。”

钱骓从信件中抬起面孔，看到两双眼睛看着他，他把目光又投回信上：“莘慈来了自己去问。”

两个人不说话了。

莘慈和钱家打交道打了好几年了，但他们对他的印象并不好，即便在德国时受过他的帮助。而且他的中国话比他们两个在德国长大的中国人还溜，常常跟少爷说一些他们不懂的话，使他们感到被排斥在外。

“少爷。”钱易眯起眼，细成了一条缝：“有人盯梢儿。”

“嗯。”钱骓心不在焉的应一声，不怎么上心。

钱易和钱敏站了起来，钱骓这才抬起头。

由不远处的餐桌站起两个人，朝他们这桌来了。

“代表先生，要见您一面，太难了。”

钱易：“认错人了。”

“那不能，鄙人刘恩庆，不才曾在柏林留学。在当地，‘Ludvig家的钱家人’是很出名的。”

这个人四十五六岁的年纪，身材中等，模样不显老，很有一些文雅气质。他的目光停顿在钱骓小指佩戴的权戒上，露出一个和善的笑容。

‘Ludvig家的钱家人’就像一个传说。

事实上百年前Ludvig家早已不再显贵，由于遭受背叛与陷害，它被视为莱比锡战役的“叛国者”而一蹶不振，原主人被剥夺贵族头衔，长久地深陷于仇恨。他被蚕食成了一个颓废者，仅保有一些可怜的土地和奴隶。直到老Ludvig遇到这个钱姓的东方家族。

这些东方人不知用了何种方法为他雪耻了污名，他和“天使”做了交易，他们则继承了他。到他去世前不久，“Ludvig”居然摇身一变，得到了皇帝陛下重新赐予的“Von”姓封号，此后，Lud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