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是最可亲近的朋友，它们从不提问，也从不指责。”——艾略特

集千年文明于一身的东方古国，在励精图治的君王有力的引领下正奋起直追，尽力缩减与群星璀璨的欧洲之间的差距。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制度上的优越与炮火上的犀利不是一朝一夕所决定的，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弥补的。

狭窄而阴暗的村庄在零星分布的树林和河流中显露真容，带着东方古老气息的祠堂庙宇也在泥尘的玷污中面目全非。那些塑像灵动的装饰线条横遭岁月侵蚀，失去了应有的秀丽与庄重。封建腐朽的“皇权不下乡”令这些文明曾经存在过的象征一并埋葬。但凡是被这一方水土养育大的人，无一不在行色匆匆之余对这破落繁华投去怜悯的一瞥，也仅此而已。

蒋花宾的家乡，天府之国桢楠，横遭祸患。

桢楠，意为水中禽鸟休憩的高地。地处东南沿海的最西端，毗邻荒郊野岭，是文明和野蛮的交界处，土地肥沃被欧洲人夸耀为“沃野千里，人间天堂”。一条源远流长的青割河流淌其间，春收水稻，秋割小麦，四时高粱、甜薯、玉米、大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在十九世纪末，这样天下晏然的景象到了终末。多年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年景不复存在，当年肆虐欧洲、吞噬无数可怜人灵魂的黑死病当下在这东方膏腴之地卷土重来，搅动风云。水、旱、蝗、鼠，四灾聚顶；兵、匪、洋、官、绅五气朝元，一齐作乱。致命的病菌被远航的帆船裹挟着混入人潮，遭病魔拷问折磨的老鼠变得异常狂躁，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被痛苦驱使着前进，令病魔长驱直入。

桢楠共二十四乡，以东南、东北最为富饶，东北虽然干燥，但大片的黑土地生长着如火如荼的高粱和麦穗；东南沿海地区则在欧洲列强的坚船利炮洞开国门时饱受白人的凌辱而愈发崇洋媚外，不仅粮食多得吃不完，连城镇的县衙都搬到了东南，在城里只留了个县丞的空架子。西北苦寒之地，被毫无怜悯之心的财主们卖给了食不果腹的佃户，强迫他们在几乎长不出粮食的土地上耕种，却依然要按照定额每年上缴佃租。然而这些焦黄的土地上除了饲喂猪牛的牧草外长不出任何东西，只有临近青割河的黑色淤泥上能结出点米粟来。西南则是地势陡峭的丘陵地带，穷山恶水出刁民，大群的匪寇隐匿其中，青割河的溪水也在此地收束，留下一个浅浅的湖泊。

得益于传教士的言传身教，土生土长的百姓很快发现这些头发卷曲的欧洲人比乡里乡亲的官员更有人情味，灾荒之年清廷无动于衷，反倒是这些外来的强盗无私奉献施以援手，逐渐地，东南乡人开始供奉圣母玛利亚。在食不果腹的乱世之秋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节衣缩食拿出钱来修建了一座朝拜上帝的礼堂，不得不佩服宗教信仰对人的影响之切，亦或说是荼毒之深。

某年八月份的雷雨夜，一个不起眼的婴儿在这穷乡僻壤降生。

在东南乡，掌控着乡下经济命脉的蒋家在穷苦人中颇有地位，而在富人中又无人知晓，处于一个略为尴尬的位置。这群商人垄断土地田产已有三世之久，共有六百余亩土地，以蒋家庭院周围的二百亩地最为肥沃。蒋家老太爷人称“码头泥鳅”，以鱼行起家，做事圆滑，八面玲珑，左右逢源，既能在官府面前卑躬屈膝又能在穷人中树立起大善人的形象。而到了第二代，蒋家的资产愈发雄厚，除了收取佃租外，开始向牲口靠拢。这家人在青瓦石砖的地面上拥有几幢房屋和一些空地，宽敞的屋子被数量庞大的家族成员瓜分，而余下的空地则作为各家的圈舍被用来饲养禽畜。蒋花宾的姑母靠饲养绵羊致富，柔顺洁白的羊毛在上层人员手中颇为抢手，尽管她的生意远不及正规的农场主来的红火，倒也足以养家糊口；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们饲养了一些鸡鸭，花宾的祖母甚至想办法搞到了一只大白鹅，养在青割河清澈的碧波中；作为基干的伊泽尔父母养了数量可观的猪。蒋花宾的父亲早年竟练就了一身好厨艺，在烹饪菜肴方面百里传香，他烹制的猪肉据说曾为法国殖民者来此传教的红衣主教所赞扬，这也成为蒋家许多年吹嘘的资本。

蒋花宾出生时正逢贼人作乱，手持红缨枪的匪寇击溃了护院队冲进蒋家大院。慌乱之中，只知道哭泣而尚未睁眼的婴儿被粗俗的凡夫顺手抛进了猪圈，落在一群肥头大耳的臃肿动物中间。猪是杂食动物，虽然它们热衷于残羹冷炙和浑浊泔水，但同样不会拒绝血淋淋的鲜肉。与常人的认知相悖的是，猪是人类所驯养的诸多牲畜中最贴近自然、最不需要人类的一种。被主人抛弃的狗会在颠沛流离中悲惨度日直至饿毙，而任何猪，离开了人都可以活得很好。猪保留了血液中流淌的野性与蛮力，成年公猪的獠牙如果不人为剪去，仍然会露出嘴外，成为战斗的利器。其坚固的门齿可以毫不费力得将一个婴儿嚼成碎肉与粉末。

没有人知道那婴儿是如何从群猪的贪婪嘴吻中存活下来的。当那些收钱才肯办事的官兵姗姗来迟，一番拼搏后缴了匪徒的械，蒋家的家丁们在猪圈中寻得那婴儿时他仍旧躺在那里，酣睡安然。一旁，猪的鼾声更加安顺平稳。照理说，以猪的灵敏嗅觉不应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