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了帝国的西京。

这就有点像蓝星上的那座著名城市，在汉唐盛世的时代被称为“长安”，后来则被称为“西安”一样。

据说，之前两朝的开国皇帝都曾经想要迁都回西京，本朝太祖皇帝开国之时也曾经设想要迁都回到西京，但却被宗室大臣们谏阻。

不过，从后来的事实上证明，没有迁都回到西京，在对北方的战略上似乎确实是个失策。先帝时曾经有人著文论述此事，认为若是西迁的话，朝廷只怕早就收复了北峡三郡甚至云朔之地，从而可以再度“断北夷右臂”，而不至于在对北方的战事上绵延近百年之久，从而北燕趁机坐大而崛起、取代大乾汗国成为北方新的心腹大患。

而由于该文的影响，引发了朝堂之上的争论，并且最终导致了北山峡的第一次回归。可惜的是，那次回归毕竟不是依靠实力，朝廷没有西迁之前在西北的力量还是有限、鞭长莫及，所以才又有了十几年前北山峡的叛变。

北山峡的叛变再度引发了朝堂之上的大辩论，持相对立场的两派各有主张、莫衷一是。当然，国家大事各家各论从来都未能达成一统，众说纷纭乃是正常现象。

但至少从目前的局势来看，朝廷不得不在在北岭右路部署了超过三分之一的边防军力，并且在京畿地区长期保持数十万禁卫军的集结，其所耗费之巨大而导致国库空虚，终究是非常不利的。

在正常情况下，要收复云朔故地，朝廷就必须把政治军事的重点西移，否则凭借西北一隅的力量是不可能做到的。不过，西迁会极大地改变利益格局，当然是极难实现的。而不久前的复云朔故地乃是非常意外的事件，是随着北山系的崛起而意外达到的一个战略目标，从而一举使得北夷人整体上处在了非常不利的局面之下，同时让北燕开始逐渐失去北夷人这个同盟军，对改变楚燕局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朝廷本身鞭长莫及的情况下规复西北，也未必就是一件好事，因为在那里容易形成相对独立的军事势力，给朝廷造成潜在的分裂威胁。

不过，当今的朝廷之上，衮衮诸公好像是尚未意识到这一点，否则他们应该认真地研究迁都之事，在对北燕时也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而不是依然摆出一副被动挨打的姿态。

至于这次西路军东征，也是在安达知主政枢机院并亲自北上督师之后才能够出现的局面。即使如此，也是因为在燕主慕容烈亲征的巨大威胁之下、正定帝和朝廷诸公不敢提出各自的主张才能达到的策略。

如果按照大楚朝廷正常的情况，各派政治力量的互相牵制之下，根本不可能有复云朔的壮举，甚至收复北峡三郡都很难。

而现在虽然云朔已复、北夷对于北燕的助力也大大减弱，但北燕大军依然气势旺盛，大楚北方边境的压力也依然很大。

在北岭两路中，面对代州左路的情况要比面对襄州的右路好一些，虽然左路的总兵力不及右路的一半，但左路的背后诸州却大都是山区，处处险阻，即使北燕大军攻破了边关也难以深入。

同时，相比襄州，代州算是有些地广人稀的感觉，人口差不多只有襄州的一半，军事上带给左路的压力自然也是要小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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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五州中，云朔两州很早就退化成为了草原，至于定襄代三州虽然没有退化，不过三州各自的情况也是有所不同，其中襄州和定州的人口相对密集，经济也更加发达一些。襄州不用说，乃是以前的大乾汗国、现在北燕国大军南下的主要基地，至于定州则是位于山东诸州的东北方、辽州的西北方，有点像是楔入河北与辽州之间的一颗钉子，在地理上应该是属于辽西的地盘。

正是由于定州的存在，大楚的北方边境中最东端的辽东路就处在了相对孤立的地位，不过好在其南部还是与河北相连，又有海上的支援，到也不至于真正地陷入孤立，反而由于能够以舰队从海上给北燕的腹背造成威胁从而获得了防守上的优势，局面却是要比河北这边还要更好了一些。

江昊、吕光召两路进兵，旬日之间便占领了代州西部的二十余座城池和大片的领地，实实在在地给北燕大军的侧翼造成了威胁，使得燕主慕容烈不得不御驾亲征代州。

为了应对慕容烈的亲征，安达知从北岭左路调动了二十余万兵马北上策应，为免掣肘，特意没有从左路派遣文官统军，而是由两名总兵官统率、听命于吕光召和江昊。

没有办法，北方边境的楚军数量虽多，但无法集中、全力投入战场，现在只能是尽量给吕光召、江昊创造条件，一切就要看他们的了。

一路而来，虽然攻克了一些城池，而这些城池中的居民中一大半都是天华人的后裔，但这些人对于楚军的态度却是非常冷淡，既不抗拒也不欢迎，就是冷淡。

江昊对此并不奇怪，毕竟这些人虽然是天华后裔，但沦入北方异族的统治之下时间毕竟是太久了，而且他们似乎对于楚军能否真正地收复北方三州是抱持怀疑态度的。

而且，当地的居民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