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说中国所有的公开招标都有问题，但是至少在九十年代东北地区的大多数招标，大多数的招标，不过是走个过场罢了。

父亲在招标之前按照三叔的指示，找到了爷爷当年的一些老同事，这些当年仅仅和爷爷同级的人，如今在位的，一般都已在铁路内部做了官了，而他们，对于这样的事情也是驾轻就熟，看在爷爷的面子和三叔如今在我市的财力，父亲很顺利的在公开招标之前就拿到了当时我市通往北京、东莞、杭州和西安四趟长途快车的餐车的经营权。

这可以说是当时最吃香的四趟长途了，第一：他们都是长途客运，中间来来往往的人一定不会少，客流量绝对不成问题；第二：这几趟车不仅仅终点是大都市，就连中间路过的几个大站点也都是大城市，过年过节返乡的人一定能将车厢挤爆！

事实也证明，这个生意直到2009年我市彻查黑社会团伙之前，一直都是父亲发财的风水列车。

招标那天的过程也十分的戏剧性，去的人虽然不少，但是几乎没人叫价，父亲以低于市场价大概百分之三十的价格拿到了经营许可。

这个生意可以说是父亲的老本行，父亲依旧在餐车里上着班，当着他的铁路客运段厨师的职务，但是他实际上的身份，也变成了老板，那段时间为了调剂到我父亲餐车上班的人很多，他们来我们家送礼，以至于当时的母亲，孩子刚刚不到一个月，几乎我五岁之前的婴儿用品就已经差不多齐全了。

没办法，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情社会，这是父亲从未感受到过的虚荣，但母亲是清醒的，她一直在提醒父亲，不要因为这些事情而变得飘飘然。

父亲的生意蒸蒸日上，不仅仅有着体制内的领导保驾护航，在同事里的名望也日益升高。

而母亲，则在家中的客厅里开了业......

当时正上初中的小姨为母亲带来了第一批”客户”，孩子们争着抢着要母亲在课余时间帮他们补课，一开始只是几个跟小姨玩的比较好的小朋友拿着作业本来找母亲问问题，到了后来，已经是有家长来主动跟母亲沟通是不是能系统性的给孩子补课了。

当时还没有“新东方”“新途径”这样的大型教育机构，但是母亲知道，大城市里已经有了课后班这样的生意，很多优秀的老师并未进入体制内工作，而是在外面租了教室，在孩子们的课余时间给学生们上课，答疑解惑。

母亲发觉到自己也许并不需要是一位学校里的人民教师，也能履行一名教师的责任，而且不仅能够发挥自己的专长，还能赚钱，母亲果断地选择了抓住这个机会，但是她当时还并没有想过要出去租什么房子，只是将自己家中客厅的家具收了起来，摆了几张学习用的桌椅板凳，也就开张了。

红姐那段时间经常来家里帮着照看尚在襁褓中的我，一开始只是跟着母亲聊聊天，给我喂喂奶，到了后来，客厅里的学生越来越多，母亲的课程越来越挤，几乎把每天放学以后和周六周日的时间都占了，也就变成了红姐一个人照看我，而母亲则在客厅的小黑板上一节接着一节的上课。

那个不到二十平米的小客厅里，从一开始的两三个学生，到后来的十个，十五个，再到平均每天要有几十个孩子进进出出，母亲挥洒着汗水，数着钱，觉得自己的人生又一次有了意义，而红姐，则从这些进进出出的孩子们身上，看到了无限的商机。

多年以后红姐曾经对我说：“那时候，我看着你妈讲课的样子，我就知道她是个天生的老师，她只适合干这一行，也只能干这一行。”

红姐说的没错，母亲是那种，只要你看到她，你就知道她是个老师的人。

母亲和红姐的生意，虽然谈过一两次，但是母亲一直以自己不想承担太大的风险，而且也不是为了赚多少钱为理由，拒绝或者拖延着红姐的提议，这样的僵局，一直持续到了母亲第一次拒绝了一个学生，而原因仅仅是因为我们家的小客厅里，地方实在是不够了。

看着那个孩子泛着泪花且有些失望的眼睛，红姐走了出来，对他的家长说到：“有地方！你先报个名，下周末带着孩子来就行了！”

孩子的眼睛里瞬间重新焕发神采，而母亲，也妥协了，红姐的速度出乎意料的快，她立刻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租到了一间很宽敞的大教室，而且将周围的两间民房也租了下来，一来做休息之用，二来也是为了放边照看我。

当母亲将自己的第一个牌子挂出去的时候，她内心的激动其实要远超红姐。

那天之后，红姐开始了在全市大张旗鼓的招生，从发传单、拉横幅、到在高考、中考的考场门口办活动，渐渐的，母亲的补课班人多了起来，而且范围也从简单的初中生，扩展到了小学、初中、高中甚至考研、公务员等等领域，当然，这些是后话。

1998年的十二月中旬，父亲、母亲、红姐、三叔、老叔五个人坐在一起吃着火锅，外面是大雪纷飞，屋里是热气腾腾。

经过了半年的经营，一切都已经走入了正规，母亲的学校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