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音落下，童书吏接口说道：

我同意你的观点，翻阅历史，你会发现为什么在世界文明中，只有古代中国会出现三十年一小乱、六十年一大乱的社会轮回现象呢？

并且古代中国的朝代更迭是有规律性的，且每次朝代更迭都有定数，好像应该似的，其实这个定数就来源于文化根基。

包括毎一个人对命运的认识，人们每每在灾祸到来之后，结论性的感慨‘这一切都是命呀，这一切都是定数呀’等等。

其实哪来的命、哪来的定数啊！这都是文化根因的问题。

文化很重要，文化是灯塔，可以左右一个人前进的航线！对一个人而言，可以左右一个人的行动方向和生命命脉。

很多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犯糊涂、活稀泥，在一些人生灾害面前怨天尤人，埋怨世道不公，埋怨命远不好，其实你那点差池就在文化基因上。

古代中国每逢朝代更迭都会人口大量减员，而一旦出现和平，人口又会迅速激增，出现空前盛世，盛世过后就会步入朝代更迭的轮回状态。

为什么？

还是因为文化！

古代中国人非常泛滥地讲‘物性’、讲‘理性’、进母性、讲仁义道德。

并且古代朝廷在经济政策上有严重错误的债权人制度，政府滥用公权力替债权人催债是引发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没有第二。

“有借有还，欠债还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两句话是中国人的信用制度和契约精神的来源。

可是，‘有借有还，欠债还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是不是太过笼统，太过含混了，在人们行使债权债务之始，是不是已经埋下了分割不清和争喋不休的根因了呢？

这两句话是不是有一边倒强迫式的理念呢？

既然有一方准备出借，又有一方准备使用某一款项，必然是一种信用制度和契约精神的成立，“有借有还，欠债还钱”没有错，‘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也没有错。

可是你知道不？任何事情，任何时候都没绝对一说，在借贷关系建立之前，无论是债权人还是债务人，都应当把此次契约看成是一次信用规则，是一次经济交易，是一次互利行为，并且是一次风险操作，这里面有很大的风险。

因为钱是物，但钱不是人，更没有人性，钱本身没有信用制度和契约精神，只有人有，人才是信用和契约，人才有风险、制度和精神。

无人何来钱、物、理呢？

因此上说，人才是一切的根本，人不是“钱、物、理”，又何来道德标准呢？

道德只是规则，是阴性的，只在母权文化时代才有。因为在母权社会女人掌握着交配权和生育权，那么男人要行使交配权和生育权，你就要讲长幼有序、上下相亲和先来后到的道德，而这一切行为在男权社会已经不存在了。

男权文化就是讲智慧、善良、情感、欲望、意志、感觉、纯真、勇敢、刚毅、直率、责任和担当的文化，行为上讲尊严和权威、讲民粹、民主、进攻、掠夺、野蛮、占有和侵害等等刚性精神，也叫父性精神。

男人因欲望、掠夺和侵占性质，不可能讲什么道德。

男人因智慧、情感和民主不会太重视钱物。

男人因意志、刚毅和民主不会讲什么理性。

如果用物性精神形容，男权文化是狼性精神，讲团结、掠夺和攻击，崇尚民粹唯心主义，而母权文化则是羊性精神，讲群聚、和谐和承受，崇尚公理纯粹主义。

所以任何形式的借贷都是一次交易、一次契约，一次互利合作和一次风险行为。

在债权人、债务人使用借贷手段之前，你一定要知道这是一次风险操作。

双方都要设定最严厉、最完善、最符合双方利益的交易规则。

这一切都需要阳性精神，人人都要有责任、有担当、有契约精神、有风险意识、有父亲般的脊梁。

这时熊仁杰接着童书吏话茬，说道：

我非常赞同童书吏的意见，这就是父权制度和母权制度的区别，父权制度要求人人都要有责任有担当，有契约精神，有风险意识，有父亲般的脊梁！

父权制度要求人人都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尽职尽责，完成信用制度上要求做人的一切义务。

一切以人为本，人的本原是精神和意志，人不是物，不是钱，人是高于一切物性的人。

做为人在你投资理财之前，你必须具备人性精神，有信用理念和契约精神，有风险意识，要有担当，如果你是债权人，你投资失败，借贷不能回收，如果你是债务人，借贷后无力据约偿还债务。

那么一切责任都是你们个人的责任，公权力没有责任和义务单独或偏袒式替你债权人追债！更无权免除债务人不受债务追责。

因为公权力是第三方责任人。

然而在母权制度下人们都寄希望于公权力，希望在公权力的大伞下得到公平、和谐、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