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听了大感惊奇:“这...倒的确是個好法子，只不过，单凭商贾的力量，恐怕无法完成如此繁杂庞大的工作吧?’

宰予点头道:“所以说，此时又要配合运用第二种方法。

“那么第二种方法是什么呢?’

“修建大型工程，必须要得到来自国君的支持。但国君有的贤明，有的则显得昏庸。因此，即便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有些人也分辨不清。

所以，也要根据君主的喜好，采用不同的办法游说他们。

有的要用利益引诱，有的要用道义说服，有的则要用恐惧慑服。”

子贡听了，忍不住小心脏一紧，可片刻之后，他又放松了下来。

这也就是不在曲阜，要是夫子听见这段话，还不得把子我这小子吊起来打?

而范蠡闻言，则是忍不住大感惊奇:“用恐惧慑服君王?”

他只听说过国君用刑罚慑服臣民的，还从未听说过商贾能够反过来恫吓国君的。

“宰子，此话怎讲啊?’

宰予道:“少伯，你觉得，对于国君来说，是农人更重要呢?还是商贾更重要呢?”范蠡毫不犹豫道:“当然是农人更重要。’

“那你觉得为什么农人更重要呢?‘

范蠡道:“世人皆知，农桑乃国家根本大事，没有农人务农，哪里来的粮食呢?

没有粮食，国家还如何存续呢?’

宰予听了只是笑着摇头:“那你久居越地，应当熟知附近东夷的生活习性，他们难道也是以农桑为本吗?’

范蠡听了，忽的一愣，他皱眉思索了一阵子，方才开口道。

“东夷多以渔猎获取食量，对于耕地务农并不特别看重。”

宰予又问道:“那你知道西戎和北狄的习性又是如何吗?”

范蠡听到这里，半张着嘴，已经说不出话来。

他好像明白了宰予想要表达的意思，但宰予话语里潜藏的含义已经完全颠覆了他过往的认知，以致于他不知道该如何作答。

宰予见他不开口，于是便替他回答了。

“《礼》中说:住在南方的蛮人，他们额头上刺着花纹，走路时两脚拇趾相对而行，其中有不吃熟食的人。

住在西方的叫戎人，他们披散着头发，用兽皮做衣服，其中有不以五谷为食人。

住在北方叫狄人，他们用羽毛连缀成衣，住在洞穴中，其中有不以五谷为食的人。

中原、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人民，都有安逸的住处，偏爱的口味，舒适的服饰，便利的工具，完备的器物。

由此可见，国家并非一定要依仗农桑才能存续。

《礼》中还规定了天子颁布的九种税法，诸夏国家也大多遵守这个准则收取税赋。

一日邦中之赋，二日四郊之赋，三日邦甸之赋，四日家削之赋，五日邦县之赋，六日邦都之赋，七日关市之赋，八日山泽之赋，九日币余之赋。

其中前六种都是田税，第七位才轮到关市的税法，第八位是山泽的税法，第九是公用剩余财物的回收法。

所以说，诸夏之所以重视农桑，并不是因为农桑本身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诸夏国家的财税收入大多源于田税。

所以国君们才不得不重视农人的意见。

而如果有哪个国家的关市收入或山泽收入与田税旗鼓相当时，那么商贾的意见就会被同样重视起来。

而如果关市与山泽收入占据国家财税收入的大半时，商贾的意见便会等同于国君的意见商贾的仇人便等同于国君的仇人，商贾的利益也等同于国君的利益了。

这也是有别于诸夏的蛮夷戎狄并不重视农桑的原因。

因为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并非是农桑提供的，而是蓄养的牛羊所出产的，捕鱼狩猎所获得的啊!”

范蠡和子贡听完了宰予的这段论述，只觉得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他的这番话，乍一听起来骇人听闻，可细细回想却觉得颇有道理。

子贡仔细梳理了一下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忽的问道，

“子我，可你的这番论述，恐怕只能在小国进行实践吧?

方圆五百里乃至千里的大国，怎么可能单靠商贾提供收入去养活全国的百姓呢?”

范蠡也点头认同道:“而且过于偏重于商业的发展，不注重农桑之务，这岂不是把自己的命脉交到了他国的手中吗?’

宰予听到他俩的质疑，心中暗赞一句。

真不愧是两个经商奇才。

一眼就看破了这套思路的弊端。

在人均生产力低下的春秋时期，大国一味地强调商业发展，的确是取死之道。

但他既然提出这个想法，自然就不是给大国所准备的。

可不要忘了，他宰子的封地菟裘旁边，就有两个规模合适的国家可以进行实践。

一个是黄帝后裔建立的铸国，一个是大禹后裔建立的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