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五岁的时候才回到大李庄。

期间见过我的父母三次。

五年中发生了许多事，我大姐的儿子都已三岁，我大嫂子又生了个女生，我三姐段世春考上了太原的一所大学，我四姐自学认识了好多字。

五年过去，我二哥段世虎仍然没有音讯。

那么，我二姐段世红呢？

她当然嫁了人，男人就是王建平，只是她没有生孩子——当她知道自己不能生育时哭了几个夜晚，然后就去找王建平，说了自己不能生育的事实。

王建平惊讶了那么几分钟，沉默了那么几分钟，最后她抱着我二姐说：“我们可以抱养一个，相信老天让我们作爹妈的。”

他对父母隐瞒了这一情况，直到一年过去，再一年过去，王建平的父母才发现儿媳妇不能生养。

他们难过了好一阵子，最后看王建平坚定着要和我二姐生活下去，只好再没有提离婚二字。

值得一提的是，我二姐最后当上了婆家村子的村长，她是我们那个乡镇唯一的女村长，也是最年轻的女村长。

没有人能知道这是苏志伟的功劳，也没有人知道我二姐曾经和这么一个县里的干部有过一段私情。

五年中，他们是见过面，说过话，谈过事，但再没有私下往来过。

不是苏志伟不愿意，而是我二姐狠了心不愿意。

王建平对她的接纳和宽容，需要她用一生来感激和报答。

我在五年后回来，家中只有十多岁的四姐李柳儿、和我差不多大的侄儿段国庆、比我小三岁的侄女李国玉。

侄女姓李，是我大哥坚持如此，他受我父亲养育之恩，这个孩子便随了我们李家的姓。

我清楚得记得我醒来后发现我已在火车上，而我大姐不在身边，只有我父亲和我大哥坐在我的身旁，我问我大姐在哪里？这是要带我去哪里？

我父亲说：“红子，带你回家，等你长大了就来看你大姐。”

我突然明白这是要带我去遥远的地方，我再也回不到陕北洛川了，我再也不能和我大姐一起生活了！

我滚在火车的桌底下，哭得死去活来，哭得呼天抢地，哭得几乎昏死过去......

我怎么可以离开我大姐啊，她就是我的妈，我从有记忆起，我大姐搂着我睡觉，喂着我吃饭，背着我干活，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我。

可是，等我五岁的时候，我父亲却突然接我回家，要让我喊另一个陌生的女人叫妈。

我瞪着眼看着我巧子妈，低着头又开始哭起来，他们都哄着我，替我擦着眼泪又拿来糖果。

我都不要，我就要我大姐，我跑出堂屋门，望着黑漆漆的夜晚，恐惧和难过让我感到了莫名的绝望。

我在我巧子妈的怀中醒来，她冲我笑，想要亲我一下，我伸出小手就在她的脸上打了一巴掌，她笑得如同一只鸽子，对我父亲说道：“这倔娃还打我哩。“

我父亲背着我去庄子上看热闹，乡亲们一看我就喊我的名字，他们好象和我很熟悉，拍着我的脑壳都夸我长得好，我父亲在这时总夸我大姐将我养得好，个头都别同龄的孩子高出半个头。

渐渐我忘记了我大姐，开始喊我巧子妈妈妈，任我四姐带着我到处跑，我侄子段国庆和我成了我四姐的忠实的跟屁虫，我四姐虽然不能说话，却眼明手快，她比划着双手，教会我和段国庆各种游戏，缝了沙包带着我们两个在院子中玩得不亦乐乎，她大大的眼睛代替了所有的语言，如果走过村口，没有人不夸她长得水灵。

“李长贵家出美人，以前觉得梅英和世红漂亮，现在这柳儿简直就象画里的一样。”

“可不是嘛，越长越好看了，只怨老天不公平，可惜是个捡来的孩子，还是个哑巴。”

.......

我在那时已明白“哑巴”这个词带着明显的歧视和侮辱，别人说我四姐是个哑巴我就不高兴，甚至我都记下了那个人曾经这样叫过我四姐，以后见到他我都不看他一眼，段国庆有一天跟着庄子里的娃们也喊我四姐哑巴，我气急了，拿了一根柳条就打了几下，他哭着找我大哥诉委屈，没想到反而挨了我大哥一巴掌，我大哥凶他：“你要再跟着别人乱说你四姑，小心我打烂你的嘴。”

从那以后我侄子再也不敢乱喊了。

我四姐带着我和段国庆给我爹妈去地里送吃的，正是谷子接穗的季节，家里的狗下了一窝小仔子，送了别人还留了一个，准备养大了给我大哥家看门，我抱着小狗，我四姐提着篮子牵着段国庆，三个人走在田间小道上别提多高兴，还没到河滩的田地里，村庄头北面的路上出现了一个身影——男人的身影，我四姐看了一眼那个身影就停了下来，她的脸上渐渐变了颜色。

我和段国庆不明白我四姐突然浑身颤抖了起来，以为她不舒服，我张着小嘴问她怎么了，她比划了一下让我别出声，她等到那个人走到他面前，他们两个人都惊讶地盯着彼此。

我四姐低下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