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化听到皇帝的嘱咐，虽然心中狐疑皇爷居然连几千里外两个人的姓名、籍贯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但很是摆的自己清位置的他也只是在心里画了个问号，心中更是认定自家皇帝必是另有其所不知的情报路子。

一时间，朱由校在老方的心中更显得高深莫测，方正化更是暗告自己，今后行事当更加小心谨慎为上。

想及于此，方正化更不敢多问，只是立刻领命前去安排。

现在最叫天启皇帝头疼的，便大明这群东林一系的大臣。

虽然在自己穿越前，原来的天启皇帝跟魏忠贤在天启四年时便搞过一次大动作。

但原本的朱由校还是极要脸面地，虽然清理了一番朝堂又捣毁了东林书院，但是东林一系的大臣却没干掉几个，更多都是下野了事。

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个很不好的局面，很多被罢官的东林大臣一经罢官返乡，立刻与地方上的豪商士绅们彻底勾结到了一起。

尤其这帮人本就好制造声势和控制舆论，又能不时地舍出一点小钱在乡里广施恩惠，所以这群人在民间都有着不错的声望；再加上东林一脉在朝堂上的势力盘根错节，这些被罢黜的官员对朝政以及各级官吏的任免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原本的天启皇帝也正是出于平衡朝廷各方势力以及顾忌太多，对东林始终没能痛下杀手。

这二一个叫小朱同志挠头的，还是大明最大的问题——“穷”。

通过这几天的恶补，他知道大明现在登记在册的官员人数大概是十一万左右，其中武职居然占了近八成。

而吃“财政饭”的人数则更是庞大，主力便是各地方卫所士卒、驿卒和边军；这些人加起来足足超过百万。

而眼下大明的主要税收来源则是人头税跟农税，但大明能缴税的人口数是多少呢？

六千多万户籍在册人口，也就是说每六十个泥腿子就要供养一个吃“财政饭”的人。

平均到十一万的官员头上，则是每五百多人就要再养活一个官老爷。

而这些官老爷们是一毛钱税都不交的，也就是说，整个大明帝国的税收都是由中下层来完成的。而为了避税，许多地主乃至小民，都把田地寄放在有免税特权的官员、士绅和举人秀才老爷们的家中，美其名曰“寄主”，用来逃避赋税。

现在大明的土地兼并已经十分严重，再加上有皇帝带头，大量特权地主阶层都是疯狂兼并土地，这样一来，地越多的反而不用交税；少地、无地农民反而要承担不断上涨的税赋，因此而激发的民怨、民变，其实终明一朝都未断绝。

通过不断的土地兼并，这么大的国家可以用来征税的土地，目前只有区区不足400万顷。而太祖洪武时期可用征税的土地则是800多万顷，足足缩小了一半。

而明朝的统治阶层为解决税收问题，也曾努力改革过。

明孝宗跟武宗父子两代人的做法是开源，通过减免税收流程，增加税收效率的办法，来尽可能地解决税收矛盾。

武宗皇帝朱厚照时期开始征收海关关税，对外国贡使来华贸易，也开始征收百分之二十的关税，但这些措施还是治标不治本。

直至万历时期张居正“一条鞭”法的出现，尤其是张居正所主张的“农商并举”，除了丈量全国土地，增加农税土地面积外，其于商税制度上的改革也是大刀阔斧，自朱元璋建国时，首先减免的就是商业税，废除了元朝时许多苛刻的税务条令。

而明朝商税主要分两种，分别是“过税”和“住税”。过税即货物过境要缴纳的税赋，住税即货物储藏、交易、买卖所要缴纳的税赋。

张居正的商税改革方式，便是减少税收环节，增加税收的效率。一方面，将海外贸易机构市舶司的权力下放，将贸易的权力完全下放给沿海商人，并且根据每次贸易的数额和利润征税，而不是像过去根据出海时间的长短来征税，这样就保证了大部分商人的利益。

另外则是减免走税的关卡，减少走税，增加贸易税。根据商业贸易的利润征税，并且严禁商人与当地士绅大户勾结避税。

到万历九年时，大明的商业税收已占到了国家年收入的四成，这是明王朝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

但张居正的改革却在其死后戛然而止，尤其是万历朝时大批有东南背景的官员当职，这帮人上下其手，将主要的商税一股脑地分摊到了中小商人身上，大商人们通则过与地方士绅大户的合股经营获得了免税的特权。

东南，是明朝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偷税漏税最严重的地区。

东南的海商们，大多选择了与当地有免税特权的家族合伙，以达到免税的目的。

这样的结果就是农民和中小商人成为了税收的承担者。

而百姓因无力纳税破产后，土地又会被大地主兼并，国家便收不上税；而中小商人破产后，产业又被大商人兼并，造成了整个国家的税是越收税源越少。

所以这便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