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公司对面就是澳洲领事馆。来往的每个人，眼中都充满了幸福和期盼，回国的、旅游的、求学的、探亲的……前方就是归宿。

当然，也有例外。

跟小佳唯一一次见面是因为领事馆人太多，她来我公司借笔，填资料时我们聊起来的。

她不是广州本地人，这次过来是续签，然后就要回到澳洲。

或许是这些话压在心底太久了，而我又是一个看起来充满善意的陌生人，她讲了自己的故事。

她从技校毕业后，遇见一个澳洲人。虽然语言不通，文化有差异，但两个人还是很快坠入爱河。男人告诉她，希望她跟自己一起去澳洲，他会娶她。她相信了。

即使小佳的父母觉得他不靠谱，她太过草率，甚至把她关在家里，她还是一意孤行。

离家前的一个月，小佳每天都在跟他们争吵，还说了很多难听伤人的话。她觉得父母一辈子都不会原谅她了，因为连她自己都无法原谅做出这些事、说出这些话的自己。

当时，她毅然决然地跟他去了澳洲，甚至没有跟父母说一声，只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句话：我走了，去澳洲。

然后，她到了才知道男人已经有家庭。在基本的安置之后，便不管她了。而她身无分文，没有什么

真正有用的技能，可她又没有勇气和脸面回家。

她硬撑了下来，在餐馆打工，勉强维持生活。白天忙碌的时候还好，但一旦闲下来自己一个人时，愧疚感和孤独感几乎让她无力为继。但每次电话留言，她跟父母说的都是，“男人对我很好，还不用工作。”

她已经5年零20天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了。

“你为什么不跟他们打电话说实情呢？你在家会过的轻松得多。”

“我的日子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我怕他们失望，也没有信心他们会接纳我。”

其实大家都一样。总能在当时找到责怪父母的理由，却又在现实证实自己的错误后失去立场。最糟糕的是，一切可能都无法补救，我们不得不自己啃食恶果。

我之前一直特别想成为一个医生，因为我父母。

他们想让我成为医生，或者律师，或者金融人士，只要是成功人士。我妈妈只看重这个。我感觉她一直徘徊在我周围，总是在逼迫我，却不去照看我。

大多数时间，我都很孤独。

随着我的成长，我想和其他人建立关联，我想变成有意义的人，我想得到那种我在家时完全感受不到的“被需要”的“重要”的感觉，我当时以为成为医生，能帮助我实现这一点。

因

此我申请了南方的每一所学校，我想有多远走多远。

然后我就考到了自己后来的学校，虽然没有如愿以偿进入医学院。但我妈妈当时欣喜若狂。

她从没想过超过一年时间见不到我。

但是我们没有什么钱，机票又很贵。

随着时间流逝，我越来越少回家探望了。我总是在想，下一个春节我会回去，明年暑假我会回去……却一直在原地。而我要的答案或者渴望，也一直没有实现。

然后有一天，我接到爸爸的电话，“妈妈病危了。”

我是后怕的。我终于成为一个成功的女士，像她一直希望我成为的那样，但她却有可能再也看不到了，我也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和她说再见。

后来我才懂得，她不是不爱我，也不是不看顾我，只是她爱我的方式不是我期待的方式，便不愿意去理解她的方式。我要的一直都在，只是我不肯好好地去看。

一个人相对大部分人，都处在平等地位，或者是保护者的地位；唯有面对父母，则永远处在被保护者的地位，所以父母实际上是有着独一无二的意义的。父母永远是我们内心的源泉，情感的依托。他们不在了，我们生命的根就断了。从此，我们成了这个世界的弃儿。就像在死之前，我们渴

望守在身边的不是儿女，而是自己的父母。

原来，无论走多远，最深的牵绊都在我出生的地方，都在我骨肉分离之处。

也是那时我才懂得，最痛苦的不是离别，而是没有好好告别。

这个世上只有两种永恒的关系，一是血缘亲情，一是信仰。而我们跟父母的关系也要经历两次阵痛，一次是生活在父母的羽翼之中但开始争夺独立权，一次是父母的衰老。在第一次，我们急着长大有力量，我们总梦想着离开父母的一天；第二次却又急着重新变成小孩或者希望时间停止，因为要换成父母离开我们了。这两次成长的阵痛，就像一个分水岭，不断地调整着我们与父母的关系，可以说，第一次阵痛以前的阶段，是关系决定期，主动权在父母手上；第二次以前是关系调整期，主动权是双方的作用；之后是关系重塑期，主动权在孩子。我们都已经安全度过第一次阵痛，那么，你还记得你何时承认了父母的衰老？

实际上我们都不愿承认，因为它的含义太残忍。一旦我们不得不承认时，我们也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