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局面，新气象，让我一个现代来建设中央的行政领导班子，这种事要尽量的考虑清楚利弊。我决定一改北宋时期复杂的官制。

既然现在是国家的特殊时期，需要的便是以雷霆手段将领导核心牢牢掌握在与自己一条心的构成机构中。

我立即下诏书，册封李纲为丞相，宗泽为太尉，御史大夫为黄潜善。这种事必须先斩后奏，如果谁有异议，我不屑于说一句“退出去斩了”

这一点我考虑了很久，丞相和太尉其实都不难理解。

李纲本就是主战派的文官，为人刚正，思维缜密，为相最合适不过。

在这些主战派将领中，宗泽是最有声望的一位，宗帅自然也当得起太尉这个总管天下军队的官职。

至于这御史大夫实在是暂且给主和派的大臣们一点希望，这一点也当是为缓和更改官制的矛盾，若更改官制后，朝中的三公无一人是主和派的臣子，朝廷势必动荡，眼下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与金国的矛盾，因此这朝廷的内部矛盾只要我掌控得当，应当问题不大。

不过，这也可以说从古到今，封建时期的官场演化大概都是围绕着皇权相权展开的，制度的变革也都是以央地关系为轴进行调整的。因此在国家动荡之时，采用三公九卿制以削减中央官制中的文官的在任人数，开国之时要有开国之象，在中央没有任何功绩的人，就要去地方历练，而不是在中央堆在一起，最后造成人比事儿多的局面。

南宋时期之所以有钱，但是财政赤字依然很严重，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冗官冗兵。作为现代人，我既看到了军队的开销巨大，一方面是禁军数量过于庞大、军队战斗力不足。又看到了文官政府的开销同样巨大，同时人浮于事。

冗官冗兵这事吧，历代几乎都存在，但北宋时期尤其严重，这得“感谢”宋的缔造者创造性的分权制——一个职位几个人分，谁也甭想搞一言堂，这在北宋时代就已经显现出来了，比如：在各“路”设置四个“监司”，即安抚司、转运司、提刑司、提举常平司，又分别设安抚使管军事、设转运使管财政、设提点刑狱使管司法、设提举常平使管农田水利等事务。原本就一个人的事，到了宋朝基本就能分给五、六个人来做。北宋真宗时期，就曾有一次就裁减195800个冗官的辉煌“壮举”。

若是解决措施其实很好想，整体思路是简政放权，裁军精兵。

具体的实施策略是昨夜朕苦思冥想了很多天才想到的，首先变法断然不能操之过急，其次这是触动封建王朝最深刻的两个利益集团的变革，其一个是军队，其二个是政府。

精兵一方面是提高军队的训练量，改变操练方法，更加注重实战，这个朕应当去请教岳飞了；裁军，现在需要缓缓的来办，毕竟目前大宋刚建国，各个势力派系刚归附于我朝，不能上来就大搞裁军，这个要去询问宗泽和李纲的意见。

为了解决军队开销的总体问题，朕还想到效仿周朝制度

设置前将军、后将军、左将军、右将军，位上卿，率军镇守边郡。

另置上将军、将军，为临时职务，有大征伐时选武将出任，军还即撤任。

文官制度最主要的改变，莫过于将原来复杂的分权职位再次统合，现在建国之后，正是用人之际，也断不可再让中央的决策到地方实行不下去，传话机构越多，越不利于政策的推行，都玩过一个游戏叫做传话筒，第一个人传的“苹果”，很可能到最后一人那里就变成了“排骨”。

但是现在大规模的裁员也不合适，并且若是不触动导致“冗员”的宋朝官僚体制，裁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因此就只好从中央的官制变革开始，慢慢推进。

军队的将军制度、文官的官僚体制双管齐下一齐变革就一定少不了和朕一条心的人，朕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岳飞，但是奈何岳飞现在战功并不卓著。

看来金军再打过来的时候，朕需要给他一次独立带兵打仗的机会。让这满朝的文武和金国的将官们都见识一下岳飞的威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