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四

每天下午下班后是我最难熬的时候，我在桃阳市的老家，与客户和朋友都保持着“互相应酬”的良好关系，吃晚饭的时间比较随意和自由，三天一小酒五天一大酒，物质条件虽然贫乏，但精神生活很丰富。来到浦生公司后，我的“饮食生物钟”被打乱了，下班铃声一响，就要按时去食堂吃饭，否则食堂过时不候，看着太阳都没下山，我端起饭碗左右为难，只好勉强扒几口了事。

何老师爱人的娘家就在浦海市区，他每天都是去岳母家吃晚饭。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除了何老师，没有熟人。每天晚饭后，我的孤寂感便笼罩全身，唯一的消遣，就是沿着浦生公司周边的街道转圈圈打电话。感谢燕子的细心，她送给我的电话磁卡派上了用场，路边磁卡电话机的数量和摆放地点，我都摸得很清楚，因为无聊，我的街头电话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我打电话的目的就是想听听“乡音”、诉诉“乡情”，事实上，家乡的朋友和同事，在晚上都有着自己的家务琐事或娱乐生活，人家又有多少兴趣和时间，聆听我这个远在他乡的人倾诉思乡之情呢？董总的生意焦头烂额、袁领导去了新疆挂职、燕子晚上接电话不方便、大哥大嫂在为侄子上班的事发愁，而家里虽然有电话座机，但余红与我似乎没有什么需要深入交流的事情，一点琐事三言两语就完事了，余红不是那种情感细腻的女人，她也说不出那些思君心切、梦里念夫的肉麻话，所以她的问候语极其简单：吃了没？洗了没？女儿还听话，家里没事。她无法设身处地体会到我“异乡之异，家乡之家”的感受。我的内心很冷清，我的身影很孤独，就像一个猛然断奶的孩子……我需要她的安慰、需要她的温情、需要她的蜜语，可我们忽视了这段“距离更能升华夫妻恩爱和情意”的蜜月期。

我很牵挂女儿，但只能通过余红的描述来填补我的想念，我不敢多听女儿的电话，每当她问起爸爸什么时候回家？我会泪水滑落，担心自己坚持不下去而溜跑回家。

我独自散步时，反复多次问自己：你来前认真思考过吗？有人强逼着你过来吗？你做好了长期在异乡工作生活的打算吗？你警告过自己不能随意退缩吗？你预想过会遇到什么困难吗？你说过不会后悔的话吗？至此，我深深理解了，何老师当时为何让我先思考两个月后，再决定是否前来浦海市工作的真正用意。

再坚强豁达的人都会有着思乡之苦，没有人倾诉就自己忍受，我的忍受办法就是在路边寻一个“冰摊”（本地人在路边摆几张小桌子，上面放点花生瓜子和啤酒），一个人吃点花生喝点啤酒，默默看着街道上的来往行人，听着听不懂的异乡话。抬头看明月，低头数花生。

当时的社会治安赶不上现在“平安”，太晚了担心安全问题，一般我在路边冰摊喝完两支啤酒后，就回到公司办公室看看书或整理资料。何老师在岳母家吃完晚饭后，多半时间也来到办公室，我们会讨论一些工作上的事，或者跟随他去其他办公室坐坐，顺便认识一下相关领导，比如集团的总裁、股份公司的副总、子公司的总经理等等。

我很庆幸自己能有坚定的毅力，熬过了艰难的思乡岁月，注意力慢慢转移到了工作上，并且随着对浦生公司的逐步了解，我为自己能够进入这个公司工作感到荣幸自豪，当然这要得益于，我有幸遇见了我生命中的贵人何老师。这是一个足够大的舞台，相比我在桃阳市的职业，具有更广阔和自由发挥的空间。

第一次参与编辑《浦生动态》，我非常谨慎和小心，每一篇文章我都仔细阅读并加以润色修饰，我还对刊物的图文编排、栏目分类、主次搭配等提出了想法和建议。老杨联系广告公司出了样刊后，我负责文字校对，老杨负责版面格式和配图校对。我的第一次文字校对工作令我印象深刻，当把校对好的样刊送给何老师审核时，他接连问了几句：你们确认校对好了吗？我们点头。但他在审核过程中，却又发现了错格、错字、断行、标点符号等纰漏近二十处，主要责任是我。他没有批评我们，只是说下次要认真细致。

经修改再次出样刊并报给柯董审批后，老杨和我一块去广告公司现场监督排版。路上他告诉我，何老师安排事情非常细心、考虑事情非常周全、处理事情非常严谨，一方面这是何老师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是公司的氛围要求。公司氛围又包含两种情况：一是柯董对粗心大意、敷衍了事的工作行为很憎恶，如果屡教不改，后果就是走人；二是公司有的人是靠投机取巧、溜须拍马生存的，一不小心就会被人薅住小辫子或者跌倒在人家预先挖好的坑里，等告到柯董那儿，其结果不是挨骂就是罚款，再怎么解释也没有用。

老杨是个没有心眼的好同事，他总会有意无意告诉我一些重要的信息，我必须摈弃过去“一目十行”的工作习惯和“囫囵吞枣”的处事方式，以适应这里的氛围。

广告公司的老板是柯董的朋友，广告公司具体对接浦生公司广告业务的是小王，湖北人，他是我在浦海市认识的除何老师之外的第一个老乡。小伙子精明健谈，为人随和热情，刊物排好版后，他再三挽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