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命运总是充满着不可捉摸的变数，厄运灾祸与机遇幸运，宛如两条互相交织缠绕的索道，伴随着我们的人生之路一直往前延伸。在伸手摸不到的光影里，我们在“错过与没错过”的间隙里穿行，如果遇到机缘与巧合，那是幸事，可以谱写出人生的美妙乐章，可惜前路漫漫，我们终究不可避免地会与坎坷磨难迎面相见。

它带来的是不幸、痛苦、不公、失望……诸如此类，此时，我们的“自尊”在人生的天平上很容易迷失自我，它既可能脱离现实走向放纵，也可能沉溺其中陷入自卑，选择向左或向右都成了问题。荷兰阿姆斯特丹有一座十五世纪的教堂遗迹，里面有这样一句让人过目不忘的题词：“事必如此，别无选择。”眼前已经发生的事实就是命运的安排，即使不接受也不能改变事实分毫，唯一能改变的，就是扯下自己的粉饰与遮掩，重新燃起直面初衷的勇气。只要有任何摆脱命运桎梏的机遇，就应该倾注精力，趁势修补命运的“缺口”，把厄运带来的不利减少到最轻最小，或者迂回前行再次找到命运的突破口重新站立起来。

前言

2002年4月21日，我从武汉登上了前往南方滨海小城浦海市的火车，那年我三十二岁。这之前，我是地方电视台的一名新闻工作者，而立之年离开熟知的故土，前往陌生的异乡，并非我怀揣青云之志，激情所致。孩子在上小学，孩子她妈妈几年前就下岗了，而我面对事业的平淡，单位人事关系的错综复杂，甚至连收入都无法保证家庭正常运转的时候，我不得不直面现实，舍弃眼前的虚荣，抛开心里的胆怯，果断离职，去投奔远方一位亦师亦兄的曾经同事，寻求帮助，获得改变现状的机会，以便让我能完满尽到一个男人的家庭责任，并给孩子创造一个理想的生活和学习条件，避免孩子重复我的成长经历，再次感受生活艰辛和人生苦旅。

一

我父亲的名字叫刘定国，母亲的名字叫徐金秀，他们的名字很符合当时的年代特色。我出生时，父亲五十多岁，母亲四十来岁，家里的大哥足足大我二十岁，隔了一代人。我以上还有一位姐姐和二哥，我们弟兄姊妹四人。

我是父母中年得来的幺儿，我是幸运的。但在当时的农村，多养活一个孩子并非易事，我受到的宠爱只限于精神层面，物资享受是匮乏的。我幼时最好的待遇就是大人喝稀粥，我可以吃到小瓦罐干饭和鸡蛋。可这种幸福日子也没长久，父亲因身体一直欠佳，终于在我十岁时，他撒手人寰，我幼年丧父。

大哥在县城工作，姐姐出嫁了。母亲在家带着大我十岁的二哥操持农活，事实上，母亲年龄逐渐大了，只能做做家务和种点菜，我年龄尚小帮不上忙，家里的农活都是二哥一个人单干。也就是说，二哥一人干活，养活我们三个人，所以家里日子过得有些艰难。我的记忆中，每到年底，母亲总是盯着米缸发愁，还有生产队挂在队部墙上的家庭超支公开榜，让她辗转难眠。幼年的我，比同龄的孩子多了一份世故与成熟。

姐姐是家中唯一的女孩，但她没有享受到那份独有的幸福快乐。她比大哥只小几岁，排行老二，由于家庭贫穷和父亲男尊女卑的思想，她基本没读过书，小时候也受过很多苦，除了帮助母亲照顾幼小的我还要兼顾农活，后来嫁到了附近村子，家境也是一般。即便如此，我没听到过姐姐对父亲有过一丝抱怨，她说相比她之前夭折的姐姐，她能够活下来就已经够幸运的了。

父亲离世后不久，在县城工作的大哥考虑到母亲的负担和我将来的学习教育问题，与大嫂商量能否把我带到他们身边共同生活？大嫂是县城土生土长的人，非常开明，加上大嫂的娘家父亲更是慈爱，老人家说：“这孩子还小，也可怜，你们就带到身边吧，只当多生养了一个孩子（我侄子当时三岁），你们毕竟是长哥长嫂啊。”等我参加工作后，这位可敬的老人家早已仙逝，我对他的感恩之情只能永怀心间。

自此，我从农村来到了县城读书，算是半个城里孩子了。我深知一切来之不易，是大哥大嫂在一口口省下来抚养着我长大成人，跟着他们生活的日子，我努力做到懂事知礼、手脚勤快，时时刻刻把“感恩”二字牢记在心里。侄子小我七岁，在上幼儿园，与我就读的小学同在一个校区，因为大哥大嫂上下班时间很匆忙，于是我与侄子手牵手一起上下学成了校友，所幸学校离家很近，远了大哥大嫂不放心，怕我俩贪玩被人拐跑了。

我认为我是这个家庭的多余，而给大哥大嫂带来了太重的负担，因此主动承担起了侄子的日常照顾，帮他洗漱穿衣，哄他起床和睡觉，侄儿很可爱，我有时偷偷揍他两巴掌，他即使眼泪打转也没说过要驱赶我离开这个家庭，他慢慢习惯了我的存在。至于其他扫地擦拭、洗碗洗衣等家务活，我都做到见事就做，见活就干，以此期盼能给大哥大嫂一丝慰籍。

上到初中以后，我的青春期心理要比同龄人要复杂。我曾找同学要过蜂窝煤票（同学的父亲是煤厂干部），以贴补大哥的家庭开支；还找过家长在民政局工作的同学，赠送我救济衣物，以减轻大哥对我生活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