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一个上午，几辆“天津”牌公共汽车行驶在北京西郊去往颐和园的公路上，车上坐满了天津第四十中学高中一年级四个班学生，他们都是参加学校组织的周日颐和园游园。

“快看，北京大学。”忽然，车里不知哪位同学惊喜地大叫起来。

“在哪儿？在哪儿？”同学们争先恐后地问。

我顺着大家手指的方向看去，就在车行线路的右前方，在一片葱郁绿树的掩映下，一座古色古香的仿古门楼赫然映入眼帘，两扇深红色朱漆大门左右开启，大门入口处不时有人出入其间，门楼上方蓝底金字的长方形匾额被金色琉璃瓦衬托得格外醒目——北京大学。

刹那间，我的身体像是受到一股强大而神秘的电流冲击，顿时觉得热血沸腾，激情澎湃。此刻，我的耳边变得异常宁静，周围的欢声笑语顿时化做无声的影像……

时间倒回到一年前。当我把高中择校申请表交到四十中学教务处时，所有在场的老师和同学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张文博，你真的还报咱校？”教务主任和班主任卓老师不约而同地问道。

“嗯。”我的回答简短而坚定。

“你这个志愿和你家长商量过吧，他们同意吧。”老师们想再次得到我的确认。

“商量过了，老师。”我一边说，一边在报名表上签上名字。

“其实，咱学校教学质量挺高的，尤其是高中毕业班老师，都是区里的教学骨干，你学习那么好，留在咱四十照样能考名牌大学。”老师们表面上是在肯定我的选择，其实我知道，他们内心的想法一定是，为什么这个孩子如此固执甚至无知，实在让人无法理解。

丛菲和班上另外两个女生一同报考了天津一中。此刻，她拉上那两个同学一直在一楼大厅等我，见我出来，便颇为不解地上前问道：“张文博，难道你真的就报四十了，你的分可是五所市重点随便挑啊。四十跟这些学校真的没法儿比呀！”

“这些学校都不在红桥，离家太远了，上下学太折腾，我觉得没必要。”这算是我给出的一个原因，当然我还考虑为家里节省一些开销，尽管其实并不会增加多少。

“南开中学可不算远，还能申请住校，那可是周总理母校，我们总分不够，想报都报不上。你可好，这么高的分楞没想法！”丛菲这番话道出了眼前这三位女生的共同观点。

“你们这么说没错。不过我还是觉得，虽说这五所市重点名气大、条件好，但关键还是在个人能力，只要能力好，在哪儿都能考上清华北大。”其实，这是我选择留在四十中学的根本原因。

我甚至至今都无法说清楚，当时为什么这样一种想法完全主导了我的择校选择，我是想证明自己的能力、还是自己的判断？而这种证明又是给谁看呢，给家人看？还是给老师同学看？亦或就想证明给自己看？

丛菲的神情充满了失望和无奈。她当时一定在想，这么优秀的一个好学生竟如此愚不可及，他是在亲手毁掉自己的远大前程。

不过，丛菲还是惺惺相惜地向我祝愿，“好的，张文博，也许你是对的，期待三年以后见到梦想成真的你。”

四十中学那年中考学生中，有40多人考入五所市重点，施鸣和另外两人上了南开中学，丛菲如愿被市一中录取，赵彤选择了十六中，孔令蓉则考入同样是五所市重点的实验中学。而考分最高的我，自作主张地选择继续留在档次靠后的四十中学。

丛菲的担心也许是对的。新学期一开学，我就感到极大的心理落差。高一年级200名新生，我的中考分数比第二名高出了几十分。这种分数上的差距一下子让我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很长一段时期，一到学校我就觉得仿佛被无数双眼睛盯着看，感觉人家时而把我当作学习的榜样，时而当成追赶的目标，总之，好像我的一举一动都被昭然若揭地观察着。为了逃避别人的目光，我甚至假称自己是远视眼，要求将座位调到教室最后一排。

心理压力得不到有效缓解，而学习氛围的不适应愈加使我郁郁寡欢。无论课上还是课下，我总觉得学习氛围与自己原来设想的差距很大，尽管还是同一所学校，但学习氛围似乎变得极为陌生甚至完全不适应，心中总是在假设，如果现在我是在南开、十六，还是眼前这样的学习氛围吗？是不是后悔没上南开，没上十六？这种反问不时在脑海里中闪现。

还有一种无形压力，它不是来自学校，而是来自新的生活环境。

上高中以后，自行车成了代步工具。每天回家吃过晚饭，我都要骑车到子牙河以北的那间新分的“拆大”读书休息，转天再从这里直接到校。

这个房间虽说相对独立，但需要与其它两个房间共用方厅和厕所。搬入之后我便发现，除了我和我这个房间，其实这套住宅里一直住着同一家人，其中一间住的是父母和弟弟，另一间住的是哥哥嫂子，而他们为了自家方便，早就将方厅全部占用，等我搬入时就好像租住他家一般。

这家人全然不像幸福里邻居那样热情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