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1932年出生在湖北麻城一个在街面售卖云吞包面的小商贩之家。麻城地处大别山区，是著名的黄麻起义发源地，在这个英烈辈出的革命老区，素有传播进步思想的土壤，兴许是这个缘故，家中排行最小的父亲从小时候起，就有着学习文化、追求进步的愿望。1950年年底，年满18岁的父亲征得了奶奶的同意，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随时准备随部队一起开赴抗美援朝前线。张家奶奶送子上前线的事迹在县城一时传为佳话，奶奶还为此登上了表彰大会领奖台，接受佩戴大红花的殊荣。

父亲所在的是志愿军一支后勤部队，负责保障志愿军在后方的军需补给。尽管年轻的战士们时刻准备开赴前线参战，但直到战争结束，这支部队也没跨过鸭绿江。在部队，父亲因文化程度相对较高，能够写点文章搞点创作，因此当兵后期就入了党，提了干，成为一名宣传干事。待到几年后随部队工程公司转业到天津四建时，父亲已经是一名有些工作基础的党务工作者。

1957年复员转业后，父亲就立即向组织申请将自己的未婚妻，也就是我的母亲，调到天津工作。

母亲小父亲5岁，同样来自湖北麻城。当年两家长辈早就给他们订上了娃娃亲，要不是父亲入伍当兵，或许他俩早就在原籍成家生子了。父亲当兵的后几年，母亲被招工到县建筑公司当了一名油漆工。

来到天津后，组织上将母亲安排在父亲工作的天津四建，一来与她之前所从事的工作相同，比较好安排；二来也能使两个来自外地的年轻人相互照顾，安心工作。母亲来津后，两人在单位的职工宿舍举行了简单的婚礼，自此开始了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相依为伴的新生活。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国各地都在响应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号召，天津也在大干快上搞建设，建筑公司算是众人羡慕的好单位。父亲母亲作为年轻人，积极向上，努力工作，尽情享受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快乐。父亲除了工作能力强，还是单位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周末总爱组织单位年轻人，一同带上年轻漂亮的母亲到工人文化宫跳舞，到中国大戏院观影。母亲工作中一贯吃苦耐劳，抢挑重担，年纪轻轻就被评为本系统三八红旗手。

工作之余，父母也想早日要上小孩，但或许是上天想让他们更多地享受无忧无虑的青春时光，直到搬入幸福里之后的几年，才迎来了姗姗而至的大女儿。

1964年。从事党务工作的父亲因为坦诚和直率，遭到了少数几个人的非议。父亲当时的一些观点后来看再正常不过，甚至毫无错误，但在当时却成为这些人用来批评他的借口。

1965年老四建整体迁往新疆，父亲积极响应，但因为上述原因，组织告知进疆可以，但要把干部身份转为工人。父亲不肯接受这种有辱声名的安排，同时考虑到两个幼女年龄很小，远赴新疆多有不便，因而索性留在了天津。好在不久父亲重新得到组织信任，加之老四建只在天津剩下个留守处，所以父亲作为一名信得过干部，被组织调入民用设计院工作，母亲也通过正常调动，被安排到另外一家建筑公司上班。

秋去冬来，一转眼，1970年春节到了。随着大年三十的临近，刚刚经过龙卷风洗礼的幸福里，仿佛涅槃重生一般，一下子展露出过年的喜气。

把角楼家家户户都忙着做卫生，买年画，熬鱼炖肉，包饺子。男孩子们舍不得把大人买的鞭炮整鞭拿来放，而是一个个拆散后，小心翼翼地放入新衣服口袋，然后点上夏天没用完的一小截儿蚊香，跑到楼外，把小红炮插入砖墙的水泥勾缝，在严格的总量控制下，按时间间隔一个一个地燃放。清脆小炮声此起彼伏，在前楼后楼之间回响。女孩子们穿上漂亮的花衣裳，三三两两楼上楼下找到自己要好的小姐妹，对着苹果大小的小圆镜，按照高低松紧的不同要求，相互把对方的辫子编到满意，再用新买的塑料头绳扎紧，留下齐齐的辫子穂。

此时此刻，幸福里各家各户也都全身心铺在过年的准备中。主妇们除了要给孩子们提前做好新衣服，还要筹划好过年期间的饭菜，尤其是要将自家特色美食多备一些，以便送给楼上楼下的邻居品尝。初一那天，男人们则会三五成群地到各家拜年，因为既是邻居又是同事，所以走着走着就会轻而易举地攒成若干个小群，邀约着到谁谁家喝酒吃饭。

初一的这天晚上，一向爱热闹的父亲就在家里安排了一桌饭菜。之所以说是安排，是因为除了我家准备的蒜香粉肠、熬带鱼、香干肉丝、猪肉炖粉条等冷热炒菜，还有邻居们送来的许多下酒菜，像炸馓子、红果烙、定州焖子、糖醋面筋等。

围坐在饭桌前的除了父亲，还有同住一个单元的于大爷、何大爷、赵伯伯，以及住在附近的李伯伯。我家隔壁的曹大爷不烟不酒，虽已吃过晚饭，但也坐到离饭桌不远的床边一起聊天。

天津称呼长辈有个习惯：比自己父亲年长的要叫大爷，年轻的叫伯伯（发“掰掰”音）；而对他们的配偶则分别叫娘和婶。由于父亲母亲在楼里的同一辈人中最年轻，所以楼里的孩子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