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干净清秀的男人，正站在有些破损的木质平台上，充满感情地向围观的人宣讲着什么。好奇心令我凑上去听了一会……原来他是在找人，找有资格和他一同赚大钱的人，与他一同……绕行地球？呵，在这年头，骗子都学会了炒作新的概念。像他这样在大街上吆喝着骗人，即使不怕遭到天谴，难道就不担心惹上麻烦吗

——迪奥·巴德的日记，1518年5月21日

这是1716年的8月，加勒比海的浪涛汹涌澎湃，带着咸味的海风从牙买加的东岸登陆，穿过一座繁华的海港城市。银港，这座英属牙买加的城市，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炎热的夏天。热，并且湿气极重。生活在赤道附近的本地居民大多习惯了这种湿热，但来自欧陆的殖民者与征服者们则要为他们的暴虐付出酷热难耐与关节疼痛的双重代价。但总的来说，这笔代价与他们所获得的相比，也算是稳赚不赔的生意。

银港的名字很微妙，因为虽然新大陆有大量的白银资源，可银港却不产白银，即使具有先见之明的伟大封建统治者们对其寄予厚望，并如主教封圣一般为赐予它贵金属的名字，可没有的东西就是没有，这是没办法的事。不过，自罗亚尔港毁于地震和火灾之后，英国人急需在牙买加建立另一个贸易枢纽，而又有传言说，金斯顿被詹姆斯党的家伙（包括牙买加总督）渗透了，于是，谋求稳定利益的商人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来银港投资办厂。而政客、士兵、劳工、农奴，这些如同殖民地标准配套设施一般的人口构成体系也紧随其后，用一座座房屋、堡垒和工厂，为这片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土地搭建了热情且荒诞的舞台。

自《乌德勒支合约》签订已经过去了三年，但和平依然渺茫。牙买加总督对新国王的不敬吸引了不少叛逆人士，海盗与私掠行为比起战争时期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整个加勒比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混乱和危险。但就算是在这般非常时期，银港依然活力十足，它广开门路，富人和创业者住进了由豪华红砖房排列搭建的上城区，工匠带着学徒在下城区建起了木屋，贫民和偷渡者则挤在码头和闹市艰难度日，他们在码头和内陆的种植园做着每日结算的苦力，还得随时提防遭人绑架，成为某个远洋商船上的水手学徒，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情况意味着九死一生，即使侥幸逃过了巨浪与风暴，但面对腐烂的食物和变质的水源，还是难以保证不染上致死的疾病。而与这些辛勤劳作的可怜人相比，街上的乞丐倒要自在一些，他们每天迎着烈阳乞讨，并祝福施舍的善人身体健康，同时在心中也祝愿自己长命百岁。总督认为这些家伙损害了城市的形象，于是命令海军到处驱逐乞丐，这些龙虾兵们被热得够呛，需要费好大的劲才能逮到几个懒得逃跑的人，然后把他们带去农场或庄园领取赏金。

然而，即使银港是那么“合群”，人们却必须认清它的地位。这就像妓女与客户的关系那样，文明人可以迎合它的娇呼，但必须鄙视它的放荡。再说了，这个妓女的缺点也不少。银港摈弃了那些成熟的（迂腐的）、礼节性的（虚伪的）、常识性（过时的）的规则，变得太过“野蛮”、太过“粗俗”。还有一点，它似乎太过于现实，没有半点涵养和节操。与金斯顿的反叛思想类似，银港盛行怀疑主义——这恐怕比背叛国王更令人不安——比起教会的上帝，人们更依赖英镑、几尼金币、西班牙银币这些他们看得见的上帝……商人没有国家，也没有信仰。在15世纪欧洲人会唾弃威尼斯，而到了18世纪，他们唾弃银港，大抵也是为了同样的理由。

但对于银港兄弟会的克劳而言，这里是个宜居的地方。他二十四岁，远没有到风湿骨痛的年纪；他是地痞无赖，绝不会甘于让狡猾的庄园主和工厂老板压榨利益；他聪明绝顶，总是能靠这样那样的方式谋一口饭吃，他在欺诈、偷窃和逃跑方面都是好手。如果破洞的衬衣、肮脏的马裤以及断带的凉鞋属于正常衣着范畴的话，那克劳可谓是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唯一的问题便是他的红头发时常会引发纠纷，迷信者和种族主义者往往会对其恶语相向。

现在呢，他有一个工作——职业的神圣性是不分身份的，流氓无赖也是如此——他吹着口哨，一边慢悠悠地往上城区晃去。这是一笔“大生意”，有一位年长的英国绅士要在上城区购置房产，却还没有到正规的交易所了解情况。他选择相信在码头举牌的“内部人士”。这在以前是没什么问题的，只是近年来这些兼职的举牌劳工大部分都穷困潦倒，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做一些赚钱的勾当，比如把客户的意愿和行踪卖给其他人。

总之，经过一番复杂的流程——其中还包括英镑和几尼的兑换问题以及西班牙语在不同语境中的理解问题——克劳总算是掌握了老绅士的行踪。他通知了交易所的熟人，同时马不停蹄地赶到目标豪宅，向恭候多时的客户做了自我介绍。

老绅士拄着拐杖，正竭力缩在豪宅门前阴影中，脸上满是汗水。但即便已经热到这种地步，老绅士依然衣着讲究。他戴着假发和丝巾，穿着高领以及排扣式的外套，一只带着金色链条的眼镜正显现出贵重的气息……这是贵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