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年间，古山南面有个堰塞湖，据传是小溪改道后留下的。湖的一边就是古山的一些房子。在众多的房子中有一幢七间的四合院子特别引人注目，清一色的砖墙，清一色的瓦顶，两层木结构。

院子的外面，没有一点杂乱的东西，也似乎看不到一件与农耕有关的物件。谁也能看出来这样的一幢房子住的一定不是一家种田的人。

推开院子的木质大门，房子为后座五间，两边厢房各一间，合成七间。院子虽不大，但还是比较考究，中间的一间稍微宽一点，南方人叫轩间，也就是客厅，不住人，不设门槛，前面没有墙壁，后面不开窗户，墙上挂着祖宗的画像，画像前放着一张长长的画桌，桌上常年供奉着水果、糕点等食品，每天上着香火。

轩间的上首叫大房，为主人居住着，下首的那间与上首那间其实是一样的，前面都是木质的墙，木质的门，木质拼花的窗户贴着印花的窗纸。木门前有一块用竹子编的遮帘，上面是镂空的。从里面可以看到外面的事物，下面没有镂空，往往会在外面写上一个大大的“福”字。有了这个遮帘，如果有人在的时候就可以不关门，既有光线透进，又可以防止家禽家畜进入。既可以防止里面漏光，又随时可以观察外面的动向。

里面有一张简陋的床靠在窗户，床的边上有一个很大的柜子，大家都叫大柜，放些衣服之类的东西，搁在现在就是衣柜。床前有一张与床一样长的桌子，床与桌子之间有一条与桌子一样长的踏床（由于以前的床比较高，一条特制的垫脚木板，有钱人是会做出一些花样来的），桌子的前面有一条与桌子一样长的凳子，大家叫大凳。这里每天每夜都有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子坐在床厅上，双手捧着书本扒在桌子上，将书本侧向窗户，借着外面的光线，聚精会神地读书。

小伙子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脸，五官说不出有什么不合理，文绉绉的，有点书生气，这人就是这个院子的长子，名叫胡静山。

他有两个姐姐，其中大姐已经出嫁，二姐比他大两岁，还有一个弟弟比他小五岁。

十五岁那年已经从国子监肄业，那时国子监肄业的叫太学生，国子监是隋朝以后的中央官学，是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

国子监虽号称国家最高学府，但在科举时代，其毕业生地位却相对较低，其学生来源是全国各府州县按名额贡入的生员，有岁贡、优贡、拔贡、恩贡、副贡等名目，号“五贡”，他们只有生员（即秀才）的功名，若想再进一步，仍需参加乡试，唯一的特殊之处在于无论国子监生的籍贯在何地，都可应试于顺天府，若不再考取功名，以国子监生身份入仕，则多被用作县丞，或者教谕、训导等学官，秩低而俸簿，权轻而利少，因此，学生学习积极性一直不高，学校课业也就相对宽松懈怠，加之封建时代教学方式陈旧落后，教学内容枯燥贫乏，学生的主要功课便是背书、写字和作文。

在同龄人中他的聪明才智，功课的成绩都是佼佼者，况且有家庭坚强的经济基础支撑，对自己将来走入仕途充满了信心。

那年的腊月二十五，有一种说法，这天是石臼、石磨的生日，一律要停止使用，即使去坐一下，大人们马上就会出来阻止，这也许是一年到头在使用它，规定出一个时间让它也休息一下吧！石臼、石磨也有休息的一天，何况是人呢？当然也许是一年忙到头了，这天兴许就是休假的开始。

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太学生，算是有文化的人，读书肄业时，正是清政府由强转弱的开始，但是“吏农工商”的社会等级还是根深蒂固，读书人仍然期待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辉煌。

祖上留下了十多亩田，靠收租谷虽不能大富大贵，但还是能让一家人过上吃穿不愁的日子，只管两耳目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去实现上辈的愿望和自己的理想。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十五岁时父母给他娶了亲，十六岁就做了父亲，挑起了一个家庭的担子。他为了让自己上辈的愿望和自己的希望有一个更加坚强的经济后盾，不得不放弃一生的理想，去实践“千秧八陌，不如手艺伴身”的理想，在重农轻商的时代选择了做贩卖纽扣的小生意。

真是“一艺富翁，百艺百穷”，一根筋只做纽扣买卖的父亲，经过几年的努力，小小纽扣也做出了名堂，正应了永康的一句老话“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他把纽扣做到了外县、外省，富了一家人，得到了一个坚强的经济支撑，把做人上人的仕途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胡静山的身上。

在过去的日子里，他从来不会越过腊月二十五这个时间回家的，这隔壁邻居可能会更加清楚，因为大家谢年前的红纸对联都是要等他回家写的。他不但有写字的笔墨工具，更重要的是有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只要他写的对联贴出来就觉得有面子。

这天刚过了半天，就有四五个人来探过风，打听他回家的消息，其实胡静山也有一手好字，但似乎是不同辈不好开口，也许是习惯了只相信他的字，当得到他没有回家的信息，大家都失望而归。

胡静山的母亲从小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