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之变，所闯下来的祸，还不止以上所说的呢！原来关东三省，是清朝的老家（其实也算不得他的老家，因为辽东西本来是中国的郡县）。清朝入关以后，还想把他保守着（傥使老家给汉人占据起来，他就无家可归，真正在中原做了客帝了）。而东三省的形势，和蒙古的关系，又很为密切的。所以想把这两处，通统封锁起来。关东三省中，只有少数的“民地”。此外就都是“旗地”和“官地”，汉人出关耕垦，是有禁的。蒙古亦有每丁的私有地，和各旗公共之地。都不准汉人前往垦种，就汉人前往蒙古经商的，也要领了票据，然后可往。且不得在蒙古住满一年。不准在蒙地造屋。他的意思，无非怕汉蒙联合，要想把汉蒙隔绝了，满蒙却联结一气，以制汉人，然而这种违反自然趋势的命令，到底敌不过汉族天然拓展之力。当康熙时，山东的人民，已经陆续向关东移住了。康熙时禁令，是极严的，终究是有名无实。到乾隆时的上谕，就说：“这件事，朕也明晓得了。现在内地人满，而关东地旷，一定励行禁令，不准他去，又岂是帝王之道呢？朕也就默认了他罢。”—难道高宗没有满汉的界限么？不是，他满汉界限的色彩，浓厚得很呢！不过明知道这种禁令，励行也无益，落得解除掉罢了。汉人移殖关东的，共有三种：一种是因山东东部，土地瘠薄，人民渡海而往的。这种人，大约沿奉、吉两省的官道，自南而北。一种是犯流刑的人，在关东成家立业的。一种是咸同离乱之际，出长城到蒙古东部，从蒙古东部而入吉、黑的。乾隆时，默认禁令的解除，嘉道以后，并偶有官自开放，招汉民前往开垦的事。因汉民移住的多了，并且渐渐的设立起州县来。最早的长春厅设于嘉庆初年。移住蒙古的，则是太平军、捻军兴起，然后大盛的。原来蒙古人有了土地，不大会利用。把地租给汉人而收其租，却是很有利益的。所以清朝虽替他保护土地，禁

止汉人前往开垦,而蒙古王公，却有私占公地，招汉人前往开垦的。就蒙民，也有愿将土地租给汉人的（到后来，又说土地给汉人占去了。蒙人就穷了，其实汉人何尝白占他的土地来）。所以从咸同以后，内蒙近边之处，也逐渐开辟。到后来，到底至于设立厅州县。

这种封锁的政策，虽然不能阻止汉人的自然移殖，毕竟把汉人的移殖，阻止得缓了许多。现在蒙满之地，还是弥望荒凉，都是这种封锁政策的罪恶。傥使当初不存在“联合满蒙，以制汉人”的谬见，早早把满蒙开放，设法奖励汉人的移殖，到现在，就不敢说和内地一样，怕总比现在的情形，充实的加倍不止。决不会有后来抱着满蒙这么一大片的地方，反忧其“瓠落而无所容”的患害。不但如此，汉官昏愦，到底也比什么将军副都统等清楚些（就使官都昏愦，幕里也总有明白的人）。傥使早早招徕汉人，设置州县,沿边的情形，也总要比较好些。像前五四、五二两年，一举而割掉几千万方里的地方的事情，怕不会有罢？总而言之，从古以来，只听见“移民实边”，没听见“限民虚边”，清朝这种政策，“实在是限民虚边”的。到后来，反又忧其“边之不实”。不知这“边之不实”，是谁弄出来的。所以谋“独占土地”以及“世界上一切利源”，总是最大的罪恶。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从东省铁路成后，俄人借名保护，沿路驻兵。一种侵略的势力，业已赫然不可侮了（以哈尔滨为陆上的中心，称为“东方的莫斯科”。以旅顺为东方舰队根据地）。偏偏庚子这一年，伪诏排外的时候，黑龙江将军奕山，又遵奉维谨，和俄国人开起兵衅来。攻哈尔滨，不克。攻阿穆尔省，又不克。俄人反举兵南下，连陷爱珲、齐齐哈尔，寿山死之，因据吉林、奉天省城，挟将军以令全省。辛丑和议成时，俄人借口与中国有特别关系，不肯置议。回銮以后，要索中国政府，另订特约。被日、英、

美三国阻止。这时候，各国相继撤兵。俄人迫于公议，无可如何，前一○年三月初一日，和中国订撤兵之约。以六个月为一期：第一期撤奉天，第二期撤吉林，第三期撤黑龙江的兵。到第二期，就并不实行，反把已撤的兵调回。这时候，俄人在东三省的势力，炙手可热。日本人乃提出“满、韩交换”，要求俄国人不干涉朝鲜，日本人亦不干涉满洲。俄国人不听。于是日俄开战。—在中国地方交战，中国人反宣告中立。—其结果，俄人败绩。旅顺、奉天俱给日人打破，东洋和波罗的海舰队，也都给日人打败了。乃以美国的调停，议和于朴茨茅斯。其结果：

一、将东省铁路支线，自长春以下，割归日本。

二、将库页岛的南半，割与日本。

三、旅顺大连，转租于日。

四、认日本独立经营朝鲜。

从此以后，就发生南北满的名词。东三省的北半，属于俄人的势力范围，其南半，日本人就视为**了。至于朝鲜，则日俄战后，名为改为立宪（改国号曰韩），实则日本人即置统监于其国，尽夺其一切政权。前二年，韩王派代表到万国平和会，陈诉日本的行为，日本人就迫韩王让位于其子，不多时，就宣布日韩合并。

日俄战后，日本派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