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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官制

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官制，和秦汉的官制大不相同，第二篇下第三章第一节，已经说过了。却是宋朝的官制，又和唐朝大不相同。这个变迁，都起于唐中叶以后。都是因事实变迁，而制度随着改变的。

其最显而易见的，便是中央政府。在唐朝时候，是合三省为相职；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承而行之（虽然后来实际上三省并不截然离立）。这时候，重要的政务，便都在六部手里。却是到后来，税法大坏，而又藩镇擅土，“王赋所入无几”。于是乎不得不舍“田税”、“丁赋”，而注重于他种税目。而“盐铁使”就做了财政上的重要机关。参看第六节。又当经费竭蹶之秋，财政上的规画，关系甚大。而这时候的财政，又本是紊乱的。于是不得不别置一职，以从事于清厘。就又新添出一个“度支使”来。在唐朝，大抵以宰相兼之，好比如今的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到宋朝，便合“户部”、“盐铁”、“度支”为“三司”，专设一使，做了中央的财政机关了。又如“兵事”，本来是兵部专管的。“兵谋”则自然是天子和宰相，筹议于庙堂之上。却到后来，事实上又发生出一个“枢密使”来。一切政务，都要参豫。这种官，最初是用宦官做的。这时候，兵权又都在宦官手里。于是枢密使和兵事，就关系独深。到后来，便渐次侵占了兵部的职权。于是“中书治民，三司理财，密院主兵”，就成了中央政府三个对立的机关了。

相职如此，其余一切官职，也都是如此，所以从秦汉的官制，变成隋唐的官制，是六部专权，九卿失职。从唐朝的官制，变迁成宋朝的官制，则是发生了许多临时特设的机关，而六部亦失其职。譬如户兵二部的职权，都在三司和密院。礼部的职权，则在太常礼仪院。工部的职权，则分属军器监，文思院等。

所以宋朝的官制，有一特点，便是所谓“官”者，不过用之以“定禄秩”。至于实际任事，则全看“差遣”而定。——做这个官，便治这件事，也要另外“用敕差遣”的。用差遣治事，起于唐武后时候。其初先有“试官”，后来又有“员外”，这是因武后要以禄位收拾人心，所取的人太多，没有这许多官缺，可给他做的原故。但是到后来，此风便相沿下去。于是有所谓检校（近乎加衔），摄（代理），判（以大官兼小官），知（兼任）等，到宋朝，便专用差遣治事。这种官制，看似错杂不整齐，却也有切于事实的好处。到神宗，才参照唐

六典，改正官制。命“省、台、寺、监，各还所职”。是为元丰的新官制。元丰新官制，大抵以唐为法。然而唐朝的官制，本有两件不可行之处：其一相职分属三省，各不相涉，是事实上办不到的。所以唐朝从设政事堂以后，也不啻合三省为一。其二则六部九卿等官，本来互相重复，其中就总有闲曹。所以元丰改正官制之后，仍不能不随事变迁。宰相不但不能三省分立，南渡以后，反多兼了一个枢密院。宋初宰相，本称同平章事。另有参知政事，做他的副官。元丰新官制，仍以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为相职。但因官高，实际不除人。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之职（这时候，三司的事情，都已归户部。枢密所管杂事，亦都还给兵部，专以本兵为务。枢密和兵部的关系，倒像现在参谋部和海陆军部的关系）。南渡以后，以左右仆射为丞相，改两省侍郎为参知政事。旋又径改左右仆射之名为丞相，而删去三省长官虚称。则仍回复到宋初的样子，和唐朝的制度，绝不相同了。而南渡以后，又时时发生所谓御营使，国用使等名目，往往以宰相兼之。则又和唐中叶以后，发生什么三司枢密等等机关的情形相像。枢密院，南渡以后，每逢用兵，就用宰相兼。从开禧以后，遂为永制。总而言之，唐朝的官制，沿袭于隋。隋朝的官制，只是把南北朝的官制来整齐一整齐。从唐中叶以后，久已不切于事实了。所以虽有人要墨守他，而在事实上，到底不能成功。六部属官，除户工二部外，南渡以后，尚有并省；九卿就更不必说了。

外官则取中央集权主义。宋初，召诸藩镇入京师，各赐以第；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为权知军州事（“军”字指兵，“州”字指民言。其本官高的，则谓之“判”），以后遂为定制。诸府州军监，都不设正官，只派文官朝臣出去治理，谓之知某某府事，知某某州军监事。就各县也不设县令，只用中朝官外补，谓之知某某县事，像是出一趟差似的。诸州又有通判，以为佐贰。长吏和通判，都得直接奏事。县令也由吏部殿最。这种制度，似乎比轻视外官，中央对于地方，有些漠不相关的样子要好一点。监司之官，国初本来没有。后来才于各路设转运使，名为总一路财赋，实则于各事无所不总。又怕他的权柄太大了，于是把提点刑狱一官，从转运使属下析出，以分其权。此外专管漕运籴买的，则有发运使。常平、盐茶、茶马、坑冶、市舶等等，也各设提举

。但只是随事而设；有时这件事不办了，或者并归他机关管理，便可以省掉。总之，唐宋时候的使臣，是随事而设的，并没有一定的制度（譬如宋朝，到神宗时候，才认真办起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