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既然说“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为什么“保氏六书”，却有这样整齐？二、从李斯作《苍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之后，还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李长的《元尚篇》，杨雄的《训纂篇》，班固的《十三章》，贾鲂的《滂喜篇》，都是整句韵语，《凡将》七言：《急就》前多三言，后多七言；其余都是四言。这一条根据段氏《说文解字注序》，可参看原书。一体相承，体例没有改变。既然保氏时代，就有很整齐的六书，为什么许慎以前，没一个人想到，照《说文》的体例，依字形分部编一部字书？整句韵语，是文字为用未广，学问靠口耳相传时代的东西。《苍颉》、《爰历》……正合这种体裁，所以汉朝尉律试学僮“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见《许叙》），籀就是背诵（从段氏说），可见当时教学僮，都是如此的。若照《周礼》保氏教国子以六书的说法，是教小孩子的，不用《三字经》、《千字文》，反用《康熙字典》一类的字书了。哪有此理。三、许慎说“及孔子书《六经》，左丘明作《春秋传》，皆以古文”。这句话的根据就在他下文。所谓“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他又说“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上文说秦朝时候，明说“而古文由此绝矣”，终西汉一朝，并没提起古文。到王莽时的六书，才有所谓“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则古文是根据壁中书，

奇字想就是根据山川鼎彝的。然而现在《说文》一书中，所存“古文”“奇字”，实属寥寥无几，果使所谓古文者不过如此，和小篆算得什么异同？后世“于山川得鼎彝”一类的事情很多研究他的人就是小学中的金石一派，所载的文字，分明和许书不尽相合。四、而且六书的说法，仅见于《汉书·艺文志》，许慎《说文解字叙》，和《周礼》保氏注引先郑的说法，此外都没有。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提及，难道周代相传的掌故，西汉时代没有一个人晓得么？所以我疑心：

六书的说法，是本来没有的。这种说法，是汉代的人，把古人的文字，就字形上来研究所得的结果。并不是周代保氏，就有这种说法。所谓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并不是从战国时代起的。中国的文字，战国以前本来是大体相同，而各国都有小异的。直到秦并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才统一，说“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则大体相合可知。“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是从七国时代起，他无证据，只有《周礼》上大行人“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令，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可以做周室盛时，言语不异声、文字不异形的证据。然而这句话，除《周礼》以外，也是他无证据的。既然六书的说法，是汉末的人研究所得的结果；那么，从此以前，中国的文字是绝无条理的。不过有《苍颉》、《爰历》一类的书，像后世的《三字经》、《千字文》一般。给人家念熟了记牢了罢了，像后世《康熙字典》一类的书都是没有的。这么说，就可以见得中国的文字，是迫于需用渐次增加，并不是有一个人像苍颉、史籀等按了一定的条理系统，把他创造或改良的。难我的人要说：既然是逐渐发达，何以所有的字，分明能把六书来驾驭他；何以能这般有条有理呢？那么，我要请问，后世造俗字的人很多，所造的字，也分明能把六书来统驭他，难道他们是通“六书义例”的么？

以上的说法，似乎奇创，然而其中似乎也有点道理，请“好学深思之士”想一想。

程邈是中国一个改良字体的大家，他所改定的隶书，到如今还沿用。真书和隶书，算不得什么变迁。然而这个人事迹不详。只据《说文》的《叙》

，知道他是下杜人。《说文叙》说王莽时的六书：“三曰篆书。即秦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这句话当在“四曰左书，即秦隶书”之下。看《段注》就可以明白。卫垣《四体书势》：“……小篆，或曰：下士人程邈，为衙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作……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为御史，使定书。或曰：邈所定乃隶字也。”前一说，想又是因说文的错简而致误的。

至于作书的器具，古人所用的，有竹木两种：木的唤“牍”，《说文》：牍，书板也。唤做“版”，《管子·霸形篇》注：方，版牍也。又唤做“方”。《仪礼·聘礼》注：方，版也。板长一尺，《玉海》。所以又唤做“尺牍”。小的唤做“札”，《汉书·郊祀志》注：札，木简之薄小者也。也唤做“牒”，《说文》：牒，札也。札，牒也。大的唤做“椠”，椠长三尺。《释名》。方而有八角，有六面或八面可写的，唤做“觚”，又唤做“棱”。颜师古《急就篇》注：觚者，学书之牍，或以记事。……或六面或八面皆可书。《史记·酷吏列传》注：觚，八棱有隅者。刻木以记事谓之“契”。《汉书·古今人表》注：契，刻木以记事也。把他分做两半，则或唤做“契”，或唤做“券”。《曲礼》：“献粟者执右契。”《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