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司成、小司成、乐胥，皆主乐。周官大司乐、乐师、大胥、小胥，皆主学。……子路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古者背文为诵，冬读书，为春诵夏弦地，亦读乐书。《周语》召穆公云：瞍赋诵，瞽史教诲。《檀弓》云：大功废业，大功诵。……通检三代以上，书乐之外，无所谓学；《内则》学义，亦止如此；汉人所造《王制》、《学记》

，亦止如此。……《癸已存稿》卷四《君子小人学道是弦歌义》。

原来学校是从明堂里搬出来的。明堂本来是个“神秘之地”。所以后来学校里的教科，还以“诗书礼乐”四项为限。礼乐是举行“祭典”时用的，诗就是乐的“歌词”，书是宗教里的古典。他的起源，大概如此；后来抑或有点变化，然而总是“不离其宗”的。所以贵族虽有学校，也教育不出什么人才来。所谓专门智识，是《汉书·艺文志》所谓某某之学，出于某某之官。见第十章第三节。专门的技能，则《王制》所谓“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都是世代相传的。世官的不能废，亦由于此。

东周以后，情形就大变了。这时候贵族政体渐次崩坏；做专官有学识的人，渐变而为平民；向来所谓某官之守，一变而为某家之学；民间才有“聚徒讲学”之事，有“负笈从师”的人；孔子弟子三千，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都是这个道理。民间有智识的人，一天天增多；贵族里头，可用的人，一天天减少。就不得不进用游士，孟尝、平原、信陵、春申的养客，也是这个道理。当时讲求学问的人，渐渐以利禄为动机。所以苏秦说：“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史记》本传。可见得当时的讲求学问，大都是受生计上的压迫；所以秦散三千金而天下之士斗；可见得社会的文化，和物质方面大有关系。游士的智识，固然比世卿高，然而爱国心却较薄弱。孟子对齐宣王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正是同这班人写照。《梁惠王下》。“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五国已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迁于共。故齐人怨王建不蚤与诸侯合从攻秦，听奸臣宾客，以亡其国。歌之曰：松耶柏邪，住建共者客邪。疾建用客之不详也。”《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可见得当时的游士，把人家的国家，来做自己“富贵的牺牲”，是不恤的。

总而言之，社会阶级制度，是要靠世卿之制维持的（因为如此，才是把一阶级的人，把持了社会上的大权，不许别一阶级的人插足）。然而如此，贵族所处的地位，就不能不优，所处的地位既优，就不能不骄奢淫逸，就不能不腐败。贪欲之念，是无厌的，自己有了土地，遂想侵吞别人，贵族变为平民的人就日多。贵族阶级专有的智识，就渐渐散入平民社会。所以贵族阶级的崩坏，其原因仍在贵族社会的自身。这个很可以同马克思的历史观，互相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