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的治水，也是当时一大事。水患的原因，《尧典》上只有“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二十个宇，看不出什么道理来。《吕氏春秋·爱类篇》说“古者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无有丘陵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似乎仍旧是河患；但是《吕氏春秋》这句话，是原本《尸子》的；《尸子》已佚，只有辑本，所以现在就引《吕氏春秋》。尸子是晋国人，他单说龙门吕梁，是就他眼见的地方立论，参看胡渭《禹贡锥指》卷三。再看《淮南子·本经训》“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流通，四海溟涬”。就可以见得当时的水患，实在是“弥漫于中国大平原”之上了。原来古时候，江淮河济诸水都是相通的。这个说法太长，不能细讲；欲知其略，请看孙星衍的《分江导淮

论》。《白虎通》：“谓之渎河？渎者，浊也；中国垢浊，发源东注海，其劲着大，故称渎也。”《风俗通》引《尚书大传》：“渎，通也；所以通中国垢浊。”《水经·河水注》：“自河入济，自济入淮，自淮达江，水径周通，故有四渎之名。”则四渎之渎字，实在含有“通”“浊”二义；“通”字之中，又含有“通垢浊”同“周通”二义。这都是相传的旧训，决非郦道元所能造的。所以一有水患，就灾区极广。尧时候的水，据《尧典》看起来，似乎“是多年的积害”，那么，自然情形更重大了。《孟子》上说：

《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

《滕文公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

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淮南子》也说“民皆上丘陵，赴树木”。就可以见得当时的情形了。孟子既然是用的书说，见上节。这许多话，一定有所受之，不是随口乱道的。这许多话，却不是儒家文饰出来的；因为用不着文饰。

禹的治水，《史记》总叙他道：“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敷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孟子》说“禹八年于外”，这些琐细的问题，且别去考据他。过家门不敢入。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与众庶稻，可种卑湿；令后稷与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和《孟子》“舜使益掌火……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之海

；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后稷教民稼穑……”的说法相合。可见得当时治水，实在是禹为主而益、稷佐之。《史记·殷本纪》载《汤诰》“古禹皋陶，旧劳于外”，大概皋陶和益，是父子继业的。至于治水的法子，大概是疏导诸水，使之各有去路。当时江淮两流域的水，本来都是相通的，就其天然的趋势，叫小水归入大水，大水东流入海，那么，江、淮、河、济四水，就是诸水的纲领，所以这四条水，就唤做四渎。《风俗通·山泽》引《尚书大传》：“江、淮、河、济为四渎。”《汤诰》：“东为江，北为汉，西为河，南为淮；四读既修，万民乃有居。”《孟子》：“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因为当时诸水互通，所谓四渎，不过是举出四条大水，以为诸水之纲领，所以济汉也不妨互言。然而孟

子的意思，也不是凿定把江、淮、河、汉算做四渎；所以“疏九河”，“瀹济漯”，“决汝、汉”，“排淮、泗”，又是把江淮河济并举，却因为诸水本来都相通，所以“而注之海”，“而注之江”，又不妨互言。大概古人这等处，观念本不是精密确定的，不必泥定字面，生出许多麻烦的问题来。禹治水的方法，大概是如此；《孟子》说：“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这十一个字，最能得概括的观念。上句是治水的方法，下句是水的统系。至于详细的情形，要带起许多麻烦的问题来，现在暂不必讲他。《禹贡》里的地理，有一部分应当讲明的，见第七章。如要晓得详细的情形，可把胡渭的《禹贡锥指》先看一遍。这部书，虽不很精，然而汇集的说法很多，很容易看；看了这一部，倘要再看别种，也就有门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