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沿梁溪河走得累了，便找了块河边的大石头，坐在上面休息。

冯桂芬望着梁溪河的流水，忍不住赞叹道：“妙！妙！妙！民军的耕者有田，以极低的价格授田给老百姓，让老百姓有田可买。又以股票的形式从地主的手中购买土地，促使地主投资工厂，投身实业。

“民军此举，农民能接受，地主也能接受，既不会造成社会动荡，又能扩展实业。人人得有其田，从此再无饥馁之苦。华夏也将有望追赶欧美列强，大兴工业，藏富民间。”

民军之前占据铜陵，推行耕者有田政策时，措施相对激烈，采取绝对平均主义，引起了一定的恶性反弹。

后来，民军占领皖南后，便开始改良政策，实行相对温和的田亩分配政策，以减小阻力。

江南又与皖南不同，这里世家大族很多，知识分子也很多。民军想要成就大业，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男。这些世家大族往往占有大量土地，民军必须避免采取激烈的措施。

江南人一向聪明勤劳，若能引导他们从事实业，也必能在实业上有所作为，开创出一番事业。

眼见冯桂芬夸奖，陈城得意地说：“谢景亭兄夸奖。正如景亭兄所说，咱们民军搞耕者有田，既不搞巧取豪夺，也不搞绝对平均，所以能得到农民支持。

“至于那些少量的地主嘛，暂时看，他们是吃了点亏。等日后在本地建了工厂，他们都将成为工厂股东。工厂的利润千倍万倍于土地，他们也将跟着沾光，年年分红，比收田租快活多了。”

冯桂芬频频点头，说：“我自愧研究洋务多年，却始终找不到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华夏是一个农业国家，国家财政依赖田租，地主豪强依赖田租。可华夏的土地，大多集中在地主手中。而地主多是缙绅，缙绅又有免交田租的特权。

“可以说，国家财政各项支出，诸如官员俸禄、土木工程、士卒军银等皆要靠这点田租，从这占有少量土地的大量农民身上搜刮。

“承平岁月，这田租还能支撑国家财政。若遇到灾害、兵祸，这点田租是万万不够的。朝廷便只好加饷，巧立名目。百姓不堪其扰，或者把田地卖给豪绅，请求豪绅庇护，或者落草为寇，沦为叛贼。

“前朝何以亡国，财政恶化是一大诱因。明朝的藩王子嗣太盛，遍布全国，占去全国大块土地，不仅不需要向朝廷上缴一分田租，反而还要征调农民服徭役。

“除了藩王，还有缙绅、豪强，也占有大块土地，却无需缴纳田租。明末时，流寇四起，而我大清起于东北。明朝屡次加饷，最后都摊派到那些无地、少地的农民身上。

“这些农民走投无路，要么揭竿而起，要么卖身到藩王、豪绅府中为奴。朝廷更加无饷可征，最后弊政是日甚一日，最终亡国。”

说到这里，冯桂芬忍不住发出多声感叹，不知是惋惜明朝不幸灭亡，还是哀叹农民负担太重，命运太过悲惨。

沈桂芬倒是不为所动，镇定的眼神中透着一丝阴鸷。他接过话茬，说道：

“我大清康熙皇帝汲取前朝教训，在康熙五十一年宣布永不加赋。自此以来，虽然人口滋盛，而赋税不增，可谓大功德、大仁政。

“而且我朝虽有藩王，却只有名号而无封土，爵位只传嫡长子一人，往下传一代，爵位减一等，避免了前朝藩王靡费田赋的弊端。

“历来军队最为耗饷，但我大清皇帝羁縻边疆有力，如蒙、藏、回、苗等少数民族皆服从朝廷，边防稳固。即便有长毛之乱，亦以厘金制度筹饷，不加一分田赋。

“景亭老兄所言，皆是前朝之弊。依老弟愚见，我朝虽有内有长毛之乱，外有洋人之忧，但皇上勤政，大臣尽心，颇有中兴气象。以愚估计，不出五年，我们便能平定长毛。到时再腾出手来抵御外侮，办理洋务，中兴有望矣！”

沈桂芬久在京城作官，虽然年仅四十，却已是内阁学士，素负清望，俨然有入阁拜相之势。他虽然对当下的时弊很清楚，却并不想在陈城面前直言时弊，好教陈城轻视。

沈桂芬这一番自欺欺人的言论颇令冯桂芬不满。沈桂芬一向喜欢在营中和他一起直言时弊，研究解决之道。当着陈城的面，他却讳疾忌医，颠倒黑白。

陈城听沈桂芬在那胡言乱语，忍不住反驳他道：

“经笙兄久任京官，深受皇上信任，却讲出这些奇谈怪论。居庙堂之上，却不知民生之艰，不知百姓之苦，不知国之忧患。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讲，经笙此言，与‘何不食肉糜’何异？

“陈某虽是民军军长，却也忝列魔都道台，却也了知时弊，颇思解决之道，颇愿奋发有为，革除流弊。

“先说这永不加赋。康熙皇帝所说的永不加赋，仅指人丁税，而不包括田地税。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亩’，人丁税已经不复存在。

“历任皇帝为了增加税收，不断开征新税种，如‘浮收’、‘火耗’、‘矿税’等。仅‘火耗’一项，税额就达到正常税额的四成。如此计算下来，我朝的税收并不比前朝低。我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