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楚军大营。

在将各部军马派出后，刘邦命令中军收拾行囊，随曹参军一起，开赴荥阳前线。

每临大战亲临军前，这是刘邦一直以来一贯的做法。

这一做法看似无常，其实是刘邦简单实用的治军之道。

出身市井的刘邦,后世很多人认为其只不过是个混混。其实在他年轻时，也曾有报国致仕的理想。

青年时期的刘邦，表面上不屑于稼穑，游手好闲，到处游荡，但根本上是其胸中的抱负，得不到合理的伸张，出人头地的理想无处施展的缘故。

就比如,刘邦崇尚前辈信陵君,对魏无忌的合纵抗秦、治世理论、统军之术和狭义之举，无不极力推崇，幻想有朝一日，能像偶像那样封侯拜将，统领大军纵横天下。

但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却很打脸。

刘邦眼见比自己仅大三岁的始皇帝，扫六合，归一统，只恨自己生错了年代，投错了娘胎。

面对既非王侯将相世家，也没有任何纵横捭阖基础的现实，眼见得奔四十了，他只能在巨人的阴影下，收起不切实际的野心，为生存谋了一个糊口的亭长之职。

可谁知，始皇帝一死，转眼间天下大乱。原本躺平的刘老三，机缘巧合,竟被推到了诸侯争霸的舞台前。

随着大泽乡的风云骤起，他那原本沉寂的野心，开始激荡起来。

从沛县到薛城，从砀郡到彭城，借助一时纷乱的局势，一年多的时间，摇身一变，亭长变成了砀郡长，白身升级成了武安侯。

就连做梦也不敢想的、高不可及的王位，随着楚怀王的那句“先入咸阳者王之”，也在刘邦的眼前，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自离开彭城，一路向西，虽说遇到些小坎坷，但刘邦的自信心是日益爆棚。

支撑刘邦信心的，一方面是天下纷乱的局势，更主要是他日益壮大的队伍。

在刘邦的字典里，要想称王,手里必须有军队，想要在诸侯中有所作为,就必须牢牢掌握军权。

对此，刘邦显然从陈胜身上吸取了足够多的教训。

起义之初，陈胜吴广之所以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连下五县，势如破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人俱在军中，亲自带领军队，攻城拔寨。

这一时期，是义军上下最团结，最有战斗力的阶段。所过郡县，无不风卷残云，所向披靡。

但自攻下陈县后，陈胜急于将富贵兑现，草率的称王，向天下人证明了自己的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从此，陈胜就在陈县安心做起了他的张楚王，将军队的指挥权，假手他人。

于是，有了手下武臣、韩广等将拉起队伍，学着陈胜的样子，自立为王。

而陈胜的搭档吴广，也因对军队控制不力，导致部下田臧不听号令，矫诏杀了吴广自领其军，最终被秦军所破。

陈胜本人则更惨。

由于手里没有了嫡系军队，在败退到城父时，因对自己的车夫庄贾大声呵斥，遂被后者所害。

一代首义领袖，竟然死在区区车夫手中。

不论陈胜失败的原因有多少，但不亲掌兵权，失去对军队的控制，绝对可以名列败因之首。

鉴于此，刘邦自沛县起兵以来，不论何时，始终和他的军队在一起；不管战场多么危险，都与他的沛县军将们，并肩作战。

除了亲自掌军，刘邦亲临战阵的另一个目的，是鼓舞士气，督导三军用命。

在刘邦看来，主将是否亲临军前，对于类似自己这样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军队，在提高战斗力方面非常重要。

表面上，他的部队已经达到十几万的规模，但刘邦清楚，这些平时扛着锄头种地的农民，不管是什么因素走向战场，不像秦国的正规军那样训练有素，打起仗来基本上是群殴式的一帮哄。

手下的这些军功战将，大多是县乡一级的混混，在此之前，也仅限在街市上打打群架的水平，既没有项羽之类的世代名将之家的出身，也没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

至于排兵布阵，如何行军打仗，如何陷阵冲锋，更多的是在实战中不断的学习和成长。

造反，说起来容易，一旦走到这条路上，那可真是脑袋别在裤腰上，每天都面临着生死。

对于这样基础的军队，面临战阵时，催动这些农民军奋勇向前的，就只能靠一往无前的士气。

鼓舞士气的最好办法，就是将尉们身先士卒。

刘邦规定，在他的军队中，上到将军，下到伍长，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冲锋在前，撤退在后。

就像刘邦对手下们经常强调的一句话：

“在我们的军中，将尉的作用就是带头。带头遵守军纪，带头陷阵冲锋。”

虽然刘邦在此之前，没上过战场，也没带过军队，但如此简洁明了的两大军纪，却恰恰抓住了治军的核心。

这样简单的军规，在实战中，比任何号令都更能激发士卒的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