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则是真的。千真万确的是元代时期，居庙堂之上的统治者因为种种难以言清的复杂因素而人为地将人分为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

梁归智先生的解释是：“元代人以中隐和大隐为主。”这就使我迷惑不解了，为什么被划分为第三等和第四等的汉人和南人还能够大隐于朝呢？这或许要相对一点来看，因为汉人和南人既已处于社会的最低层和最末端，但他们仍然能够大隐于朝。

我猜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来可能是在人口数量上汉人和南人所占的比例大，因此，尽管统治上层虽然有种种限制他们的规定，但从总体上来看为官的汉人和南人还是比较多的；二来也有可能是汉人和南人为官的职位较低，下层需要的人数较多，因此为官者的总数也是不少的；三来也可能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即元蒙高级统治者主要居住在北方，而汉人和南人则集中在南方，所谓“山高皇帝远”又或是“马鞭虽长，不及马腹”，而且北方人不服南方水土，只能靠“师夷长技以制夷”，因此南方的官位无论高低都由南方的人来担任或是由南北二者共同来履职，所以处于第三等和第四等的汉人和南人为官的总人数还是不少的。而隐于市则是每个朝代无论是读书的做官的也好，还是种田的为民的也好，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的命运。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梁归智先生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那时候的城市规模也不大，人口也少得多，城市和乡村的距离不像现代社会这样明显。在市场上看了杂剧，勾栏瓦舍里浪一把，回到家一关门就是竹篱茅舍做风月主人了，所以元代的文人们往往一只手写风流杂剧，另一只手写隐逸散曲，隐逸主要是一种生活状态，并没有真的跑到深山老林里去耕田种地。他们大多数留在市场上，留在官场上，留在红尘中，但保有一种潇洒超脱的精神状态，一种审美的生活情调。”

话到这里，就是说元代的文人们很多时候的“为官”是在精神层面上的，是自己一厢情愿存在于自己的脑子里面的，因为那个时候儒生被视为百无一用而废止科举考试从而将文人们拒绝于为官的门外。但正是这个无可奈何的错误造就了元代散曲的繁荣，元代文人们在为官无门的情况下走向了勾栏瓦舍，也走进了平民百姓之中，更是走向了创作和呐喊。用一句现代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元代的杂剧和散曲就仿佛我们今天的流行歌曲。当时的文人们选择了它，与其说是历史所迫，毋宁说是他们真心真意地爱上了元曲这个“美丽的姑娘”。

梁归智先生最后画龙点睛地说明了这一点：“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元杂剧里青年书生们的小厮，都是‘琴童’，而不是后来通俗小说中的‘书童’。这很形象地反映了元代的社会特征，大家把音乐歌舞放到了更重要的地位，比读书重要，也就是唱歌跳舞做浪子比寒窗苦读考取功名重要。元代人向往的是艺术的人生，审美的人生，到了明清则是读书做官才是正途的人生。”

谭惠龄看完深思一回，感叹一回：“有意思，有意思。”

第七篇是李经纬的《暧昧的火车》。

这几天虽然为作业忙个不停，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感觉很累，但心里却踏实。为着写作业的需要，这几天不停地往图书馆里跑，这里写写，那里抄抄，却不时发现了许多自己想看想读的书，不过时间却几乎给作业占去了，于是只能望洋兴叹了。

我们总是说，过去的都是最好的，昨天会变成今天的一个美好的回忆。但我们常常会忽略今天的可贵，因为今天也会变成明天的一个美好的回忆。对今天好一点，对今天多珍惜一点，其实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和对自己多珍惜一点，而对自己好一点，则肯定要对今天好一点。

在这个世界上，谁对你好都不如你对你自己好，别人对你好但如果你对你自己不好，结果还是不好；别人对你好，而你又对你自己好，这个结果最理想；别人对你不好，但你懂得对自己好，结果还是好。所以无论如何你都得对自己好，对自己好才能对别人好，如果自己对自己都不好，又怎能对他人好呢。因此，这不是一个多项选择题，它是一道单项选择题，并且你不能弃权不选，你一定得选。

因为，生活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过程，它不同于爱情而有精神的和物质的区分。昨天郝美丽老师在讲《周渔的火车》这篇小说时，总是强调一个概念：爱情是一种暧昧关系。周渔周旋于诗人陈清和兽医张强之间，直到周渔后来遇难，她都没有理清自己到底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选择。

郝美丽老师说，其实她不是没有选择，而是她已经选择了，只不过那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即是说她已经进行了选择，她选择了不选择。因为她不知道自己心底所爱的人到底是谁，究竟是诗人陈清，还是兽医张强；又或者是两者都爱，只不过是不知道爱谁多一点而已；又或是两者都不爱，爱上的可能只是一周两次在火车上的那种空虚寂寥的感觉，然后这种感觉在火车的某一方向而得到了满足，唯此而已。

因为就在周渔和诗人陈清两人之间，周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