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朱允炆之所以能如此听信黄子澄的话，其实说到底不外乎于一直在朱元璋重压之下而强迫自己维持正人君子的朱允炆在朱元璋一死之后，便有些开始放飞自我，或者说正是因为朱元璋不断的打击朱允炆的自信反而让朱允炆上位之后突然从极度的自卑转变为极度的自负。

《明史》载：“一日，太孙坐东角门，召侍读太常卿黄子澄告之曰：“诸叔各拥重兵，何以制之？”子澄以汉平七国事为对。太孙喜曰：“吾获是谋无虑矣。”

朱允炆上位之后，直接将自己代入成了汉景帝，以为燕王朱棣就是吴王刘濞，而黄子澄、齐泰等天天拍他马屁之人自然便是晁错、周亚夫之流的千古名臣。

却殊不知那燕王朱棣却是秦王李世民般的人物，而他所亲信的那两位猪队友，怕是秦桧、蔡京都比不上。

人家秦桧蔡京怎么说也是有真才实干的，而黄子澄在历史上的种种行为，若不是被朱棣收买了，那大概率便是真是读书读到脑子都傻掉了。

不说其他，单单说削蕃，削蕃之举，自古有之，但是此时的大明真的有削蕃的必要么？

朱元璋设立的藩王制度是：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食禄而不治事。

可以说明朝的藩王，空有一处封地，却连税收和行政的权利都没有，唯一有的不过是已经被接连砍了三刀因此少的可怜的兵权。

而且在朱元璋的角度上来说，大明的藩王制度是十分有存在的必要的，其中最紧要的原因那就是大明帝国的都城在长江一线，而帝国的军事重心在长城一线。

这种结果，就是政治重心与军事重心分离了，克服这种问题的简单方法，自然就是迁都。问题是，迁都是一个大工程，大明开国时国力困乏，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就只能面对政治重心与军事重心分离的事实。

在这种背景下，分封诸王就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一切是显然的，帝国的政治中心在长江一线，帝国的军事重心在长城一线。不让皇帝的儿子、兄弟、叔叔坐镇长城一线，让谁坐镇呢？自己的儿子、兄弟、叔叔不可信，外人就一定可信？

而且朱元璋本就对藩王做了很大的限制，大明《兵卫》中，明确规定：凡王府侍卫，指挥三员，千户六员，百户六名。

虽然位处边夷的藩王手中兵力会多上不少，但同样也不可能多出两万这个数字，同时还要承担边境防线的压力。

统共就这么点兵力，还分散到各个地方，就这样还一定要削蕃未免太过离谱。

更何况朱允炆早在朱元璋还在位的时，朱元璋还特意问过朱允炆，上位后要如何对待众叔叔，朱允炆还曾经保证过要“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封地，再不可，则废置其人，还不可以的话，就要举兵讨之了。”

可等朱元璋一死，明明没有削蕃的必要，可他还是马不停蹄的开始将众多叔叔们往死路上逼

或许朱允炆独具慧心，直接看穿了朱棣的心思，因此想要先下手为强，这就又不得不说一说黄子澄之前奉上的计策了。

“不然，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

这种绝妙的微操，可谓是惊天地而泣鬼神，放着头号目标不动，先把目标的胞弟给贬为庶民，还美其名曰不打草惊蛇。

好，即便是在朱允炆眼中削蕃实在是非常有必要，朱棣一日不死，那他便一日睡不得安稳。

那为何要用如此愚蠢的手段进行削蕃呢？

为了让朱允炆成功上位，朱元璋可是足足做了六七年的铺垫，不但剪除蓝玉等不好管理的武将，更是给朱元璋留下了大笔无法估量的遗产，这其中自然有着不乏才能的名臣。

前军都督府断事高巍在得知了朱允炆想要削蕃之后，便曾经上奏曰：“臣愚谓今宜师其意，勿施晁错削夺之策。效主父偃推恩之令，西北诸王子弟分封于东南，东南诸王子弟分封于西北，小其地，大其城，以分其力。如此，则藩王之权不削自弱矣。臣又愿陛下益隆亲亲之礼，岁时伏腊，使问不绝。贤如河间、东平者，下诏褒赏，不法如淮南、济北者，始犯则容，再犯则赦，三犯而不改，则告庙削地而废处之，宁有不服顺者哉！”

高巍其人暂且不说，但是他的主张，说到底便是效仿汉代解决藩王势大的办法，那便是推恩令，将边境的诸王等子嗣继承王位时，换到东南等地，等到东南诸地的藩王继位时在分到西北，一代代的削减藩王的势力和兵权，这种怀柔的手法，可谓是又狠又准。

可是急于表现自我的朱允炆又听从了黄子澄的建议后对于高巍的建议是怎么说的呢？

“上嘉之，然不能用。”

什么意思呢，那便是朱允炆说你的计策很好，但是我不想用……

嗯！

不想用！

就是这么任性的一个皇帝，说不定朱允炆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还沾沾自喜，嫌弃高巍行事唯唯诺诺，一点没有魄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