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

方勇半夜翻进自家院子，轻轻地拍门，母亲醒了，轻问“谁呀？”“妈，是我。”母亲听出来了，是她的大儿子回来了。

冬夜里，方勇进门时带进来一股寒气。灯影下，方勇头戴棉帽，身着棉衣棉裤，脚穿棉布鞋，都是灰色。棉衣棉裤在瘦得有点单薄的身上显得臃肿宽大，袖口露着黑了的棉花。母亲鼻子一酸，说：“囚服穿到家里来了。”

妈定定看着眼前似是而非的大儿子，淡淡地说了句：“把那身皮脱了吧，我拿到院外去烧了。”妈的话音和方勇手中的提包同时落地，方勇嘴唇颤了颤，“妈”字咽下去，揉起眼睛来。

方勇昏睡了一天一夜，妈说谁都别喊他，让他睡足睡饱。方勇睡的时侯，妈啥也不干，就坐在炕头瞅着。洗干净睡熟了的方勇，像个漂泊在外的没娘娃。

方勇其实擦天黑就到了，他不愿被村里人看见，躲在校场山前的破砖窑里，冻得上牙磕着下牙，睡不敢睡，坐不敢坐，跺着脚，好不容易熬到夜深人静，才悄悄溜进村子。他想在人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换上自家的衣服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那身灰色囚服太扎眼了，简直就是耻辱。人们三年多没见过他，再见到他时，不能以那套代表蹲过大狱的标志服装为第一印象。他知道村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则，认为最缺德的五件事是：敲寡妇门，挖绝户坟，打瞎子，骂哑巴，往泉里撒尿。对违反了这五个规则的人，村民们绝不轻饶，但谴责痛骂惩戒过后，犯者若是悔改，慢慢地就饶恕甚至淡忘了。对于触犯了法律认为的犯罪，大家虽然不会上门谴责辱骂或是惩戒，没有对犯了村规那么严厉，但往往会像印子一样刻在脑海里一辈子，既使你以后再怎么好好做人，但那个烙印在村民们的脑海里是怎么也抹不掉的。

方勇回到家有点不适应，父亲不在了，他应是当家做主的，可明显是弟弟方明在主持着家里的一切。他离家三四年，走时还没分田到户，还是集体，回来却是各家单干。自家的地在哪儿，该种啥，他觉得连说话都有点脱节。他几年前出这个家门时，弟弟在他眼里还没长大，啥也不懂，回来后弟弟有了媳妇，有了儿子。弟弟对农活竟然头头是道，指挥一家人该干啥干啥。在他的印象中，弟弟就是个书呆子，长相英俊，身子骨不是很强壮，在农家行里不是很在行，干起活来比沈万三的女儿稍强些。没想到几年不见，竟使唤他当哥的干这干那，这使他有了强烈的失落感。母亲还是体弱多病，虽对他岁数大了没个媳妇深表同情和焦虑，但也明确表示要他多听弟弟的安排，这让他无可奈何。两个妹妹也大了，都到了出嫁的年龄，在一些有关紧要的事情上明显站在她们的小哥哥那边，这让他有种孤单的感觉。对于父亲的离世，他不曾有过一丝一毫的愧疚，仍是无尽的埋怨，埋怨父亲当年不出门挣钱，逼得他出门而遭受牢狱之灾。对弟弟先他结婚生子，他则是不断地责怪，责怪的理由是弟弟有了媳妇孩子，哥哥却没结婚，这将严重影响他找对象，人们一听弟先结婚哥后找对象，肯定会问原因，三问四问，必会露馅，露馅了，谁家的姑娘愿意嫁给他这个岁数又大又劳过改的人？这一点其实他不用责怪，全家人也清楚，但清楚是一回事，他责怪又是一回事，一味地责怪有何用？既成现实就摆在那儿。

方勇是勤快惯了的，不睡懒觉，早早地起来，把院里院外扫洒一遍，弟弟搂着媳妇还在睡觉，这让他心里既不舒服又窝火，把院里的农具弄出很大的响声，大声说话，猛烈有点夸张的咳嗽，可弟弟睡的那间屋里仍静悄悄的，气得他在院子里转圈圈，口里嘟嘟囔囔，骂骂咧咧。一个早上，二个早上，三个早上，他忍着，可天天早上如此，他实在忍无可忍，终于有天在方明起来刷牙洗脸时，以教训的口气提醒弟弟：“务农人应该早起，谁像你？半天晌午还在睡，地里的活谁干？”

方明擦着脸，没看哥一眼，他不用看也知道哥这会脸上是嫌他懒不争气也不服他，掺杂着羡慕嫉妒恨的那种表情。他半会不吱声，慢悠悠地丢了一句：“你睡不着起那么早，也没见你去地里干活啊。”

方勇一噎，伸脖子瞪眼：“你是当家的，你不安排我哪知道今天要干啥活？”

“每天要干的活，不是在头天晚上就说好的嘛。”方明仍是慢条斯理。

“你睡懒觉，我去干活，亏你说的出口！”方勇扯着嗓门，就差跳起来。

“既然你觉得一个人去干活亏，就不要乱嚷嚷。我也没有让你一个人去干活的意思。”

“那你就不能早些起来？”

“起那么早干嘛？又不是生产队集体干活。现在是各家干各家的活，想多会出去干就多会出去干，这就是自由。再说，我们的活又不紧，早干迟干总之干完就行，落不到人后的。”

方明接着又说：“你早起惯了，睡不着，可以一个人去干呀，干累了，回来休息，我们去干时你可以不去，想怎么睡就怎么睡。反正我不爱早早起来。”

方勇没脾气了。

争争吵吵中，到了秋后，兄弟俩尿不到一个壶里，只有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