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外界一片喜庆的时候，白务在自己的书房内静静地对着墙壁上巨大的地图默默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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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34年1月底，东北军已经取的的东北防御作战的彻底全部胜利，东阳人在东北的势力被连根拔起。

此时白务的东北一系已经彻底与江凯瑞的金陵政府决裂，江凯瑞恼怒之下已经下令停止向白务的东北军调拨每月的1000万法币的军饷，而白务也毫不客气接收了东北的金陵政府中央税务机关，驱逐了包括盐运使、烟酒印花税局长、税警局长、中央财政部特派员等金陵政府在东北的所有官员，停止向关内运输燃油、煤炭、粮食等重要物资。

顺便还关闭了东北和关内的所有通道。双方从1933年底便在公众媒体上整日唇枪舌剑争辩不休，一个指责对方“拥兵自重、破坏统一、不听政令”；一个怒斥对方“下令丢弃国土、何来脸面面对国人和逸仙之灵”，但是两方一个忙着对付南匪，一个忙着于东阳军交战，从而辽日会战期间东北军几乎没有和江凯瑞的政府军嫡系交战，只是与阎老西、韩大渠所部发生了几起“摩擦误会”。辽日会战后，白务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南方军。

1933年11月，当东北会战打响的时候，中原大地也再度硝烟弥漫。江凯瑞一边命令晋西的阎和胶东的韩两部严密监视绥远、察哈尔、平津等地的东北军动向，一面则同时调集70多个精锐师共计一百多万军队并自任总司令对南方军处于赣西南部的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围剿”。

以50万军队、200架飞机重点进攻根据地的心脏——祥金。在高卢和日不落军事顾问的建议下，江凯瑞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蚕食推进战术，在当地调集大批民工修筑大量的工事碉堡，逐步缩小包围圈，试图将根据地的南方军聚歼在赣南地区。

此时南方军刚刚结束了“二月围剿”战役而其胜利的领导者李胜已经被王小明等人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力，但是仍然在伍冠生、朱阶等将领抵制了王小明等人的错误指令下的指挥取得了最终的“二月围剿”的作战胜利，在运动战中歼灭金陵政府军3个师，俘敌一万两千多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械物资，并且使的自身军队发展到了33万多人。

但这却是一场惨胜，此时南方军三大根据地——鄂北根据地、湘西根据地和赣南根据地只有赣南根据地取的了胜利，其他两处根据地由于与金陵政府军实力悬殊以及主要领导人张寿水的错误指挥而导致作战失败，从而使的赣南根据地日益孤立。

1933年春的时候特别是军事指导方针上的错误在各大根据地却得到了全面贯彻。

南方红军的新一轮“围剿”开始，安博古、李伍德就错误地判定这次战役的根本，同时他们过大地高估了南方军此时的实力，认为到了和政府军最终决战的时候，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丧失一寸国土”的口号，命令三十万南方军全线出击主动攻击政府军的碉堡工事阵地，南方军艰苦作战至1934年1月，损失巨大但是毫无战果。

安博古等人拒绝了李、胜提出的“主力集中突破敌军堡垒线，驰骋于赣北以威胁金陵政府心腹重地从而逼迫政府军回援，从而可以乘机粉碎政府军的‘围剿’”的正确主张。

却号召南方军“分兵把守”，处处设防，节节抵抗，同政府军打阵地战拼消耗。再次遭到伤亡巨大后，李、胜再次建议“主力向湘南中部前进，调动敌人到湘南消灭之，变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但是仍然被安博古、李伍德拒绝。结果南方红军浴血奋战至9月，伤亡惨重，不但没有打退江凯瑞的“围剿”还将自己陷入了及其危险的境地。

10月，临时中央被迫决定将此时主力仅剩的8万余人实行战略转移。由陈、项二人率领部分军队和游击队留下坚持游击战争，掩护主力突围。

南方军经过数番苦战突破江凯瑞设下的四道封锁线，但是全军只剩下三万多人。此时安博古、李伍德决定向湘西转移，江凯瑞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红军的意图，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埋伏了重兵。危机关头，洞察若火的李、胜强烈建议全军向金陵政府军势力较弱的黔州前进，此时已经被惨败惊醒的大多数领导人都不再信任安博古、李伍德等人，纷纷同意李、胜的意见。

1934年12月，南方军强渡乌江，攻占黔北重镇——遵会，巧妙地将江凯瑞的堵截部队甩在了湘南。

1935年1月，临时中央在遵会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两人在军事指挥上和组织上的错误。

肯定了李、胜的正确军事主张和战略思想；选举了李、胜为中央政治局委；取消了安李二人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李、胜、伍冠生、王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取代了原先的“三人团”。结束了王小明在南方军的统治，重新确定了以李、胜为核心的新的正确的领导。

而远在奉天的白务知道了遵会会议，不由大喜。

‘国家的新兴种子终于得到了保存，可喜可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