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窗，在正门进去以后是一个大大的厨房，然后分东西两间房。

窗户都是木制的大大的窗扇，镶嵌着玻璃，而每个窗户上面都有一个向外推出的窗扇，透气的时候需要用棍儿支起来，不透气的话可以合上，窗户扇边上都糊着厚厚的油纸用来防风。

前面临街还有杂货铺三间，外屋顶都包裹着日本洋铁盖儿，刷着褐色的油漆，小铺后面为内院，几个邻居种的一大片菜地，王先生喜欢侍弄花木，左园子种菜，右园子有几颗果树，春天一到，李子树、沙果树、杏树、樱桃开花争奇斗艳。

老王家一共生下来六个孩子，本来是五个小子一个闺女，后来夭折了两个。

男孩儿按照祖辈上排列的顺序，中间都是都带一个“学”字，因为王先生上过私塾，算得上有文化。所以，给孩子起名字的最后的字是按照“仁义礼智信”作为排列来的，而只有闺女叫淑华，小名叫老丫。

这一年，王先生最小的女儿才8岁，也不知道咋地了，身体上莫名其妙地得了一种不知名的皮肤病，遍布烂疮脓包。

其实那是日本关东军细菌部队做实验的病毒扩散传染的，但是当地的老百姓并不知道这所谓的“开花皮肤”会让人致命。

为了防止年幼的孩子因为刺挠，挠破皮肤，王先生只好用粗布把孩子裹严实的扔在炕上，而全家人都坐在大炕上无奈的看着她，希望她身上长的东西最好能自己消失，否则只能自生自灭。

当家的王先生早已被大烟拖垮了身体，身体早已瘦弱无力、面色苍白蜡黄、薄薄的嘴唇呈现出青紫。

他穿着青灰色的大褂坐在炕上显得无可奈何，一家人都跟着他唉声叹气，虽然花了不少的钱请大夫求医问药，也没有找到治好这个病的办法。

老王叼着烟卷用力地吸上一口，对着王太太苦笑着说：“大洋花了不少了，连一口饭都吃不进去，还咋医啊，我看八成是要瘪谷了。”

王太太比王先生更加瘦弱，个子不高，但是脸上有光泽，头发梳理得齐齐整整，裹着小脚，中等身材，白净的皮肤，虽然瘦小，但是眼睛特别有神，眼角过早地出现浅浅的皱纹，嘴角上总是带着难以捉摸的微笑。

她穿的衣服就是普普通通的满族女人穿的大褂，不时髦却挺实用。

她扶着木椅子靠背站在地上，一脸苦相地说：“当家的，先看看吧，说不定这孩子命大！唉，咋生这么多大疮。”

老王吧嗒一口烟吐出来，半带倦容地低声说：“撂到晚上，再不行就得卷了放马棚里，要不太臭了，屋子里都待不了人。”

虽然王先生嘴上这么说，可是要真把老丫扔了冻死，也真是于心不忍，虽然当时许多人家养不了的孩子都要扔掉，尤其是老王媳妇依然认为孩子命大死不了。

“嗯，听你的。”王太太的眼泪就噼里啪啦掉下来了，费好大劲地才说。

王先生就掐着烟屁股走出门好一会儿，回来时对家里人说：“唉，我铺好席子了，一旦不行了，就卷上。”

几个孩子在地当腰上，吓得抱住妈妈就说：“妈，我妹妹咋了。”

王太太就一个劲地控制不住情绪，满面忧伤，眼睛都哭红了，她转身就奔西屋去了，留下身后的四个孩子，一边哭天抹泪地一边嘀咕着说：“没事，你妹妹要去伺候王母娘娘了，她说她愿意。”

不大一会功夫，又哭哭啼啼拿着一块干净的大白布进来，看老王正斜着躺在老丫的身边抽烟，可怜巴巴地说：“一会儿帮我抬一下，我给老闺女好好包一下，走的也干净点。”

王先生又掐灭了烟头，说：“行。”

正在全家人忙里忙外地愁眉不展之际，大院外面传来了嘈杂沉重的脚步声。

踢门而进的是四个矮矮的个头，穿着黄色大衣，戴着纱布口罩，荷枪实弹，扎着日本关东军宪兵白臂箍的日本鬼子。

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步枪直接挑开了挂在厨房和卧室中间挡风的棉布帘子，看见突然出现得明晃晃刺刀，把老王家的人吓的魂不附体，在那个年代，中国人的小命在日本人面前那是一分钱都不值。

紧随其后的是戴着日本军便帽的两个身穿中式大襟马褂，下扎身日本马裤身材肥胖的汉奸，一脸奴才相地引导着三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模样的人走进房中。

窄小的房间里由于一下涌进了这么多人，瞬间显得憋闷和紧张。原来他们是当地关东军医院的卫生检查人员，为了防止当地病毒扩散严重，危害日本驻地的统治，特意假借检查老百姓的卫生情况而暗中调查收集资料。

当他们看到老丫被裹着扔在炕上奄奄一息的样子，一个戴圆形眼镜的日本军医手捂着戴着口罩的脸，假意地望着中国翻译，又指了指孩子。

翻译官一脸嫌弃地捂着鼻子上的纱布口罩，瞪着三角眼看着炕上的老丫，心知肚明孩子的病情，却还是装模作样地问王先生的太太：

“太君问你，孩儿咋了，咋包裹成这个样子？是不是死了？”

“……身体上长了水泡一